宰相制度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从汉武帝开始相权要被打压？
时间：2019-09-02 11:57:52 阅读：(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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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各诸侯国所设立的相国、相邦等官职，在随后被秦始皇确立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明朝洪武十三年。在这两千年中，皇权与相权之争从未停息，并以朱元璋杀胡惟庸而发展到一个极点。但宰相制度并未真正就此终结，其余烬直到清朝覆亡才算彻底熄灭，因为明清两代有宰相之实者从未断绝。
宰相一词在整个封建时代并没有直接用作官职名称，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丞相、大司徒、录尚书事、尚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名目出现。秦朝时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作丞相，就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宰相。这种丞相以一职“独兼三公之事”的模式属于“独相制”，在职数上设左右二人，但大多时候都是由一人独领相位。
西汉承秦制沿设丞相为百官之长，丞相府中专有百官朝会殿供丞相召集百官商议国事。当时名相陈平对宰相职权有过一个总结：“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宰相掌理万机，皇帝垂拱而治，正如陈平所总结的那样：我为宰相管天下万事，你为皇帝管宰相一人。陈平的内心是诚挚无私的，他说过一句非常谦卑的话：“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意思是我的才干资历如同驽马一样不堪，却侥幸被陛下任为宰相，这让我内心深感罪过，我唯有为您好好工作，来求得戴罪立功。
这是陈平，那么陈平之后的宰相，之后又之后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是不是都能做到谦卑如陈平呢?
汉武帝对相权的大力打压
垂拱而天下治，清闲而国运昌，功劳算谁的?你得个宰相的官位便内心有负罪感，我闲坐帝位的内心又当如何呢?相权来源于皇权，西汉宰相职权过重的情况，很快招致皇权的打压。汉武帝一出手就是双管齐下，先是设大司马瓜分相权，接着主导朝官的内外之分，稀释宰相在官僚系统中的影响力。
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太尉已处于罢废状态，转由丞相府兼领军事，丞相的地位之尊、职权之重达到了一个顶峰。于是“上嘉唐虞，下乐商周”的汉武帝便从古制中找到“大司马”这一法宝，用它去分掉宰相的一部分权力。
但汉武帝并没有照搬古制，他虽然设置了大司马这个名目，却并未给它配备印绶、属员等行头和人马班子，而是把它作为一项加到已有本职的官员头上，属于一种独特的加官制度。这样的好处就是皇帝能够做到收受自如，不至于出现摁倒葫芦起来瓢的尴尬。
获得大司马加官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将，最早中奖的是卫青、霍去病甥舅二人，从他俩以将军身份加大司马称号开始，丞相府的军事职权便被剥离。但这还仅仅是汉武帝打压相权的开始，他更有力的举措是利用加官制度，把朝官分为内朝官和外朝官，搞出内外两套行政班子。宰相的那一套行政机构自然就是外朝官，而获授侍中、散骑、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称号的皇帝近臣则组成了内朝官。
这样一来，大司马就自然成为内朝的群臣领袖，而宰相便只是外朝的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大打折扣。后来汉成帝又改设大司空加入到对相权的瓜分，丞相之名也一度被改称大司徒，连标示身份的名称都失去了。自此之后，对宰相权力的分解便成为历代皇帝打压相权的通用手段，秦汉之初的独相制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多相制、群相制。
但是皇帝打压相权的操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西汉后期的成帝、哀帝没有守住对大司马的加官制定位，使大司马由加官逐渐变成了本官，由一个依附于将军本官的加官变成金印紫绶、有官属、禄比丞相、位超司徒的独立职官，以内朝官领袖又兼跨外朝官首脑，俨然有了汉初丞相的雄风，为最终王莽由大司马而篡汉夺位埋下伏笔。
封建时代的权力守恒定律
实际上，皇权对相权长达两千多年的打压，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权不断转移变迁的历史。如果要总结一个封建时代的权力守恒定律的话，那就是权力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或另几处。如果皇帝在追求君主高度集权的过程中，没能成功将相权转移到自己手中，那么它就一定转移到了别处，这样的情形在两千年间总是不断上演。
东汉时期，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各自开府，组成了一个多相制的松散决策群。但是“光武皇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所谓“台阁”指的是尚书台，也就是说东汉时期真正行使相权的是这个居于内廷的皇帝秘书处，这便是相权旁落。“用人行政，领尚书者定于禁中，丞相奉行而已，权遂归尚书”，背负宰相之名者只剩负责执行，只有得到“录尚书事”的头衔才有宰相之实，才能总揽朝政大权。
于是“录尚书事”这个头衔从东汉直至南北朝，在七百余年间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东汉有太傅陈蕃、太尉李固、司徒王允、司空杨彪、大将军何进等人录尚书事，三国时有诸葛亮、司马懿、姜维等人录尚书事，两晋时有贾充、王浑、王导、庾冰等人录尚书事，南朝时有刘义恭、萧道成等人录尚书事。
这些人的本职无不是尚书台以外的所谓台外官，他们的本官包括丞相、诸公、中书监、侍中、将军、都督诸军事、光禄大夫等等。这些人得以获得“录尚书事”的头衔，或是皇帝有意以台外官制衡台阁官，抑或是实力派人士的强势篡夺。总之皇权第一、相权第二，在那哄哄乱世把相权揽入手中，才好坐二望一。
尚书台在南朝梁时改称尚书省，正式成为行使宰相职权的最高机构，这一时期的宰相制度也被称为“一省制”。在尚书台自西汉以来日益做大的过程中，皇帝们又在自己的宫殿里发展起另外两套秘书班子，分别叫做“中书”和“黄门”，这便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前身。
这样到了隋唐时期，如何分解和制衡宰相的权力就等于有了现成的办法，宰相制度于是进入到“三省制”时代。在三省制之下，相权被一分为三——政策制定权、政策审议权和政策执行权，具体的运作则是“中书造命，门下审复，尚书奉行”。
这种分权制衡的多相制不仅成熟而高效，也与封建专制政体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它不仅在唐朝前期激烈的皇位争夺下维护了政局的稳定，更是将唐王朝推向封建时代盛世的顶峰。但这并不代表唐朝皇权与相权之间就能相安无事，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是正二品，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则均仅为正三品，所以尚书省的地位在宰执中是很突出的，那么最先受到打压的便是尚书省。
先是尚书令自李世民之后空置不设，以从二品的副职左右仆射充当长官，等于是变相把尚书省的级别降了一等。后来在唐代宗时，侍中与中书令的品秩被晋为正二品，超过尚书省实际长官的品级，门下、中书二省地位由此高过了尚书省。
然后是逐渐将尚书省长官排除出政事堂与会者之列，政事堂本是位列宰相的三省官员坐到一起集议政务的场所，但是自唐高宗时起从二品的尚书左右仆射只有获得“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才能参加政事堂会议。而与此同时，则有更多的御使大夫、秘书监等非三省官员，能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政事”的加衔获得等同于宰相的职权，进入政事堂参与议政。
可见在唐朝前期，统领百官的尚书省由于位高权重，而成了皇权打压相权的首要目标。随着尚书省的没落，门下、中书二省在中唐之后也逐渐废弛，相权于是旁落到大量非三省官员的手中，他们以“同平章事”之名窃取相权、驾驭朝政，由此出现节度使、枢密使侵夺相权，内廷宦官专擅军政大权的混乱局面。
宋元时代相权的大幅度衰弱
宋朝初年在名义上沿用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除偶有以侍中任宰相外，宋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且多是两人，一为昭文馆大学士并兼修国史，一为集贤殿大学士，这两人一主一次都是正宰相，另设参政知事为副宰相。
此后，宋朝的宰相制度经宋神宗元丰改制、南宋建炎改制以及宋孝宗乾道改制等等调整，时而模仿唐初三省制，时而又三省合一或是恢复宋初相制，唯一不变的趋势就是对相权的分解和削弱，宋代相权相比唐代更为弱化。
先是宋太祖取消了汉唐以来宰相“坐以论道”的礼遇，将宰相变成“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的一种近似遵命听差的身份，参与政务决策的权力大为弱化。接着是设参政知事为副宰相形成牵制，并设枢密院、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审官院、谏院等机构，分走了宰相的军事权、财政权、人事权和谏议权。
但是宋代相权的大大削弱，真正受益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整个士大夫群体。这样的好处是，皇权不至于受到少数权臣的威胁，而皇帝权力也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制约，在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和妥协中达到了平衡。
随后的元朝延续一省制的做法，中书省作为唯一宰相机关的职权是执行政令的上传下达，而怯薛才是元王朝政治活动的真正中枢。而且蒙元黄金家族大汗与臣僚之间有着浓重的主奴观念，这使得中书省宰相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人格尊严的皇帝奴仆，所握有的实际权力已经微乎其微。
但是元朝后期政局乱象中涌现出来的铁木迭儿等权相，他们窃用皇权专擅朝政、拥立皇帝的行径又被朱元璋引为镜鉴，最终导致宰相制度在明朝短暂复兴后便在形式上遭到消灭。但是皇权与相权归于一人后，随即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皇帝自身精力的有限。
于是宰相制度形灭神存，出现了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这种“无相制”的翻版，使得皇权与相权之争一直伴随到封建时代的终结才彻底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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