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顶级门阀士族是哪个?他们后来为什么要造反?
时间:2019-08-14 08:23:16 阅读:(530)
我国古代有很多的门阀士族,这些大家族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甚至是后来的社会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不过在这些门阀士族当中,有一个是所有的士族中地位最高的一个,称得上是顶级门阀士族。这究竟是哪个家族?这个家族那么厉害,后来为什么还要选择造反,他们造反的结局又是什么?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公元318年4月23日,晋愍帝的死讯传至江东,晋室遗民无不痛哭流涕。晋王司马睿于公元4月26日即皇帝位,是为晋元帝。可以说,原本已经是风中残烛的晋朝王室,是在南方士族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复燃。
司马睿十分感激拥立他的大家族,登基大典那日,为他们加官进爵,甚至请王导“升御床共坐”,一同执政。来回拉扯几次后,王导最终以“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而推辞。尽管晋元帝就此作罢,但他的这一番举动,确实惊呆了在场的所有臣子。皇帝如此敬重王导,那以后整个王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时人谚曰“王与马,共天下”。那么王氏家族是如何拥立东晋,却又为何将东晋初年搞乱的呢?
1. 琅琊王氏
琅琊地处山东沿海地区,历史上有很多人被封为“琅琊王”,晋元帝司马睿便是最有名的一位。王氏家族也发迹于此,多世积累美名,文治武功,人才辈出。西晋名臣王衍掌权时期,王氏家族就有很多人派往江南地区的关键职位做官。后来,尽管王衍被后赵高祖石勒所擒,推倒墙壁暗杀,但王氏家族已在江东地区,握有重兵和实权——这为王氏家族后来的南渡,做好了充足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准备。
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羲之的叔父。早年便和琅琊王司马睿交善。西晋逐渐走向衰亡时,王导早已看出端倪,便下定决心倾心辅佐司马睿,有复兴晋室之心。司马睿从谏,事无大小,皆听从王导的建议。永嘉之乱爆发后,大批北方、中原的门阀、士族迁往南方,司马睿担忧自己南行之举,不被江南士族所接受。而王导却进谏道,应当趁此次初次南下,向南方士族展示皇室威严。于是,司马睿大摆皇室仪仗,坐于肩舆之上,随同南迁的北方士族皆骑马相随,江南名士们看到这阵势,皆为之惊叹。
就这样,司马睿和众人来到江南,王导又劝谏司马睿,此时南迁的士族还有很多,应当趁机收买人心,司马睿听从谏言,选任了许多君子贤才。再加上王导组织起江南的琅琊王氏一起效忠司马睿,司马睿的势力一步步提高,对王导的依赖也愈发严重,称其为“仲父”,比其为“萧何”。在一片拥戴声中,司马睿称帝,便有了前文“升御床共坐”的举动。司马睿想与王导共治天下,不是因为害怕王导的权重,更多的应该是敬畏王导的为人。王导本人,绝对是东晋的忠臣,毫无篡位之心,其忠堪比诸葛亮辅佐刘禅。但他有位格完全不同的堂兄王敦,把东晋搅得个天翻地覆。
2. 王敦之乱
王敦年轻时,绝对是个有血的青年。《晋书·王敦传》开篇有载,王敦去大富豪石崇家吃饭。石崇生活奢靡之极,不仅所食所饮价值斐然,就连吃饭、入厕都有十多位婢女相侍奉,对待客人亦如此。很多客人都腼腆于在众仆从面前更衣,而王敦却面不改色。而后,石崇请美人来桌前劝酒,如果客人杯中酒不饮尽,美人就会被杀死。王导不愿看到石崇杀人,只得饮酒,不久便酩酊大醉;而王敦酒量好,却执拗不喝,石崇连斩三人,王敦却面不改色。后来,太子司马遹遭权后贾南风迫害迁往许昌,贾后严令东宫官署不得相送,而《王敦传》记载,“敦及洗马江统、潘滔,舍人杜蕤、鲁瑶等,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时论称之”。
王敦一开始,和他堂弟王导一样,极力辅佐东晋王室。司马睿称帝后,王敦任扬州刺史,并进位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王敦也不负众望,运筹帷幄,运兵如神,平定了多方的叛乱,官位也累次升迁,一直做到了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长江上游的兵权皆为王敦所控,几乎是东晋军事的最高长官了。如此,王导主内,主管政事;王敦主外,控制兵权。如此血有为的青年,后来为何搅乱的东晋初年的天下呢?
“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早晚传入了司马睿的耳中,他也因此而忌惮。司马睿为了有势力能够制衡王氏家族,便重用刘隗和刁协等人,以加强皇权。在刘隗、刁协等人的进言下,司马睿开始逐渐疏远王导,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阻止门阀势力的膨胀。王导生纯厚,对于晋元帝“过河拆桥”的做法,不以为意,谦逊守己。
而王敦势大后,逐渐专横跋扈,肆意在朝廷要职安插自己的亲信。王氏为东晋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却落得个受尽冷落排挤的下场,王敦心中不爽,连番向皇帝上书。司马睿见到王敦的奏折,着实吓了一跳。皇帝不悦,请教叔辈的谯王司马承。司马承立刻断言:“王敦必为后患。”为防止王敦叛乱,晋元帝派司马承就任湘州刺史一职来牵制王敦。
由于形势愈来愈恶劣,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起兵,以“清君侧”——讨伐刘隗为名,起兵向建康进军。恐怕后院湘州起火,王敦便派人劝说司马承与自己一起“举大事”。司马承忠义,立马拒绝。王敦大怒,派表弟率两万精兵攻向长沙。司马承不是对手,边打边撤至衡阳,不幸城破被俘,被王敦派人所杀害。
朝廷中,有一人比皇帝还慌张——王导。天天跪在宫门前,向皇帝请罪,表示自己绝无叛乱之心,以保王氏家族其他人的命。在周顗等人的劝谏下,司马睿光脚走至王导将他扶起,表示相信王导的为人。后来,司马睿拜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戴渊为车骑将军,共伐王敦。但这些人都是文臣,根本抵挡不住王敦的进攻,东晋兵马大败,四散而逃。城破时,刁协被杀,刘隗逃至后赵,晋元帝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王敦却没有下狠手,给足了皇帝面子,那时时机也不成熟,没有废掉司马睿,率大军返回了武昌。后来,王敦被任命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等职位,势力空前强大,皇权也基本被架空。公元323年一月,司马睿忧愤成疾,病重而逝,长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
3. 王敦谋反
司马绍继位不过三个月,王敦也渐感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篡位的步伐也逐渐加紧。王导等众臣,也感觉到了形势的紧迫,劝说明帝要加紧做好准备,以防王敦谋反。
王敦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然而钱凤这个人不堪大用,自以为是,也正是他的怂恿,引导王敦一步步走上了绝路。钱凤和王敦的大哥王含率领大军,很快就攻至建康。王含虽与王敦是兄弟,但带兵打仗相差甚远,明帝手下的段秀将军,仅凭数千兵甲,夜袭叛军,把王含打得大败。王敦闻此震怒,想亲自帅军督战,不料身体愈来愈差,无力统兵,只得作罢,不久便重病死去。
《晋书》有载,在王敦病重时,钱凤就问过王敦:“脱其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如果不避讳的话,就该应付后事了)。”王敦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继来的儿子王应不成器,便答道:“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而钱凤回去告诉同党道:“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须敦死后作难。王敦逝世后不久,钱凤、沈充继续攻打建康,但他们非用兵将才,王敦一去世,乱军很快就被平定下来。
虽然王敦把东晋初年搅了个天翻地覆,都快要把皇帝给废了的地步,但是并没有对琅琊王氏在东晋门阀贵族的地位产生太大的影响,依旧培养出了很多像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优秀人才。
从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92位宰相和600多位文人名士。这多亏了王敦之乱时,王导的尽心尽责,顾全大局,才使得琅琊王氏没被皇帝迁怒。要是王敦也能像王导一样尽心辅佐晋室,凭其英勇善战,绝对称得上是忠臣楷模,名将典范,可惜一念之错,误了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