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翻开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大部分来自海上。从印度和缅甸方面入侵的英国、从越南入侵的法国、从朝鲜半岛入侵的日本，无一不是先海后陆;即使是清朝所面临的最大陆路威胁的俄国，除了对西北和漠北的侵吞外，其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一带的觊觎、侵略，最大的动力也与海权意识有关：寻找太平洋出海口(黑龙江)、占领天然不冻良港(海参崴)，以便于开展与日本等太平洋国家的贸易。

　　可以说，列强梯次来华，基于其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向海外大肆掠夺和扩张。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各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海上争霸战。其中，16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海军，拥有军舰134艘、大炮3000门，自称为“无敌舰队”，系第一代海上霸主;17世纪中期，荷兰庞大的商船队，共有船只1.6万艘，总吨位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之总和;而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把海军当作向外扩张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初，英国已拥有战列舰240艘、巡洋舰317艘，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

　　西方殖民者在历经数百年不断的彼此厮杀和疯狂掠夺后，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西方的海权观念不断强化，即“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二是他们的战船和火炮技术不断改进，海上的军事实力日渐增强。如果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汪洋大海还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到了16世纪，东西海路大开之后，原来的海洋天堑就逐步变为入侵者的通道。进入19世纪，非洲、亚洲、美洲，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古老的中国成了列强觊觎的下一个目标。

　　中国闭关自守导致海防危机

　　反观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虽然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成就了世界的航海业、火药成就了枪炮等近代武器，虽然在明代就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中国却从不曾是海洋大国，直至明清时代，朝野上下的海权观念仍几近于零。与重商冒险的海洋民族不同，受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土地为命脉的农本经济、以儒家为独尊的传统文化、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体制、以宗族宗法为特色的基层社会。一句话，传统中国的特点是农业的、儒家的、政治的、宗法的、大一统的。在历朝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从来都不意味着商机，而只是天堑。

　　正是由于缺乏海权意识，在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在历史已进入世界交往的时代，中国却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缺乏走出去的意识。朝廷推行的中外朝贡贸易，政治色彩远大于经济利益。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也是宣扬国威，以求得“德被四海”“万方来朝”，所以郑和出使所携带的是大量的金银、钱币、瓷器、丝绸等礼品，沿途分送各国，换回的则是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及各种香料，以供皇室享用。同时，载回各国朝贡的使臣及其家属(多者几十、上百人)，经年累月地在华享受免费待遇，致使远航和朝贡贸易的费用开支巨大、劳民伤财，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郑和晚半个世纪的葡萄牙人达伽马远航东印度时，虽只有船只4艘、人员184人，但返航时所带回的货物总值，却是航行费用的60余倍。这种殖民经济和殖民掠夺的远洋航行，与厚往薄来的中外朝贡贸易相比，一个重在经济利益，一个突出政治影响。

　　明清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海洋所能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利益，所以，面对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团的通商要求，清朝统治者无动于衷;在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明清统治者却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清初，先是为孤立和打击郑成功集团，顺治十二年(1655)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又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内迁30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虽然展界开海，允许沿海商民对外贸易，但海禁政策却日趋严厉，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庆、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却进一步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同样，正是因为海权观的缺失，清政府缺乏适当、有效的海防措施。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海防安全一直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危机。明代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荷兰、葡萄牙，都没能给中国带来实质的威胁。明清之际，在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依然是天然屏障。于是我们看到，清代不设远洋海军，只有近海和长江水师，其主要任务是巡防江河、海口和缉捕海盗，兵制等同于内地的陆军。

　　到鸦片战争前，清军水师中最大的战船是广东米艇，船长104英尺，载重量约150吨，配兵60名，装铁炮十余门，此外还有火罐、藤牌、鸟枪等军器，全都摆在甲板上，没有任何掩护。清军的岸防火炮，大者上万斤，小者百十斤，有效射程不过几十丈，以火绳点火，射速慢而距离近，尚停留在欧洲17世纪加农炮的水平。而19世纪初的英国的皇家海军，早已在船舵、船帆、火炮及造船工艺方面做了全面的改进，其一级战列舰长200余英尺，定员820余人，载炮120门，其炮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发点火，射程远、威力大，整个战舰如同一个移动的大型堡垒。

　　悲剧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在西方眼中曾经是个神秘、强大的国度，但真正接触之后，西方人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初叶，早期来华的葡萄牙特使即扬言：“只要从马六甲派出10艘船，便足以轻易地控制整个中国沿海。”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华访问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看到中国的帆船和兵器与200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亦狂妄地扬言：“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大清帝国的海岸舰队，并断绝中国从海南岛到北直隶湾的航运。”面对强大殖民者的贪欲，落后的中国遭受侵略已不可避免。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也是一部抗争史。面对列强的侵略，面对民族的危局，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晚清的统治者亦然，建设近代海军正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之后，清廷逐步开始加强海防，福州船政局、北洋水师、福建水师等次第建立。

　　恩格斯曾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一个大量浪费金钱的工厂。作为封建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既不具备发展近代海防的物质基础，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来长期供养一支近代化的海防和海军部队。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的北洋海军，其装备几乎全部由海外购置的战舰组成，并配备了外国的顾问，表面上已经很近代化，但其内里却充满了封建的陈规陋习，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加之清廷软弱腐败，战略战术、军制军纪和后勤保障弊端百出，这一切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和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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