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这是英国人赫德《中国见闻录》里的记述。如果不加上时间背景，读者的眼前定会由此出现一幅繁荣大国的美丽画卷，而实际上，那是一个悲惨世界——他所说的，是行将就木的晚清。

　　一百年前，国尽可欺的清国咽下最后一口气，然而，即便是临死之前，它在携“中华之物力”上，仍还留有“余地”。清在入土的1911年，其经济总量仍保持在世界三甲行列。换句话说，它不是穷死的，而是病死的。

　　富甲世界却国尽可欺，腰缠万贯而不堪一击——此乃中原经济大国的常态。

　　提及富甲世界的中原大国，首先还轮不到百年前的清，而要更远追溯到千年之前的宋。

　　以下数据屡见今日网络报端：宋朝经济最顶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这些数据，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学界公认。如果上述经济总量记录属实的话，哪怕是一半属实，那么这个中原国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而关于中国的东京（开封）曾是世界最大城市这一说，邻国日本倒提供了考证。日本首都原为京都，江户时代迁都江户，并将江户更名为“东京”，这多少算是艳羡宋都的“东京情结”，此情结亦可佐证中国开封乃中世纪“世界都城”也。

　　一个GDP上亿两的经济大国，对于周遭GDP数十万两的“野蛮部落”而言，简直是“天上人间”。按理说，这样的经济文化大国，应该超越大唐，引得“八方来贺”。

　　然而，宋中国的“国际地位”却是一塌糊涂——不是“八方来贺”，而是“八国来攻”。“经济大国”被三个“敌国”包围——西党项，北契丹，东女真。这三国，比起宋来，很穷甚至很小，但却敢主动攻宋。

　　世所共知，北宋奉行“金钱外交”，是中原王朝中“最不敢树敌的朝代”，这样到处送礼的经济大国为什么换不来“朋友遍天下”、反倒四面楚歌呢？

　　许多史学爱好者都认为，北宋不敢树敌却四处是敌的原因，是经济发达而军事削弱，是“崇文抑武”的国策削弱了军队战斗力，而“崇文抑武”的实质是什么？很多人没有深究。

　　其实，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如何，不是由军队的人数武器决定，而是由功能决定的。“崇文抑武”的实质是“重安内轻攘外”，以吓唬百姓、“安内”为主功能的军队，怎么会是专打硬仗的虎狼之师的对手？

　　宋朝皇帝是怎么应对侵略者的？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钱办大事，用金钱换和平。对“弟弟”契丹，在取得胜势的情况下，宋真宗还痛快地答应每年给10万两岁币银，就是因为10万两岁币银甚至占不到北宋年财政收入的1%，的确是个“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经济账的宋皇们留下一个致命遗患——精神虚弱。经济损失不大，精神损失不小。他们的金钱外交等于向周边邻国发出“精神示弱”信号——不管谁来打我，无论你输我赢，最后都是我掏钱“交朋友”。如此，对周边国家而言，攻宋是个光赚不赔的买卖，何乐不为？

　　因为只算经济账不算精神账，所以两宋中国出现了民族精神的断层，秦汉以降“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原生态汉魂消亡，乃至虽然到处送钱，但还是在周边小国面前都抬不起头。

　　自宋起，“国富民弱不禁打”成为外敌的“中国印象记”，也成为他们一再喜欢对中国下手的主要原因。后来，一衣带水的日本崛起后，虽然也攻过俄国，但最喜欢的还是频繁拿中国“开刀”。为什么？就因为中国是个体弱多病的富农，对外送款大手大脚不差钱。日俄战争，日本虽然打赢了，但从物质财富上，没占到什么大便宜。所以，日本一再对中国发动战争，从对清国发动甲午战争，到对中华民国发动全面战争，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战胜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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