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替天行道——陈胜

　　陈胜(?—公元前208)，字涉，故又称陈涉，阳城( 今河南南阳市方城县)人，早年为人佣耕。陈胜年轻时就是个有志气的人。他出身雇农，从小就给地主作长工，深受压迫和剥削，心里“怅恨久之”，逐渐产生了反抗压迫、变革现实的思想，曾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并从小立志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当时正值秦朝的残暴统治时期，阶级压迫极深。他不甘心受人奴役，同情和自己同命运的人。有一天，他对一起耕田的伙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就是说，以后如果有谁富贵了，可别忘了一块吃苦受累的穷兄弟。大伙听了都觉得好笑：“咱们卖力气给人家种田，哪儿来的富贵?”陈胜不免有所感慨，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被统治阶级“富贵在天”说教欺蒙的贫苦农民，一时还不能理解实际上代表了他们自己阶级摆脱贫困、压迫的先进思想。而陈胜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率先看到了这种贫贱、富贵的不平，并提出了改变这种不平的朴素而勇敢的要求。反抗命运的决心犹如一团烈火在陈胜胸中燃烧。不久，他便以实际行动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的豪言壮语。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大举征兵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陈胜也在征发之列，并被任命为带队的屯长。他和其他900名穷苦农民在两名秦吏押送下，日夜兼程赶往渔阳。当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寺坡乡)时，遇到连天大雨，道路被洪水阻断，无法通行。大伙眼看抵达渔阳的期限将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因按照秦的酷律规定，凡所征戍边兵丁，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是要一律处斩的(然而据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来看，秦律规定“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原文“ 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而且如果降雨不能动工，可免除本次征发-----原文“水雨，除兴”。并没有“失期法当斩”这样的规定。显然史记的记载不符合真实情况。)。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陈胜毅然决定谋划起义。是夜，陈胜悄悄找另一位屯长吴广商议。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穷苦出身，他们虽然结识不久，但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陈胜对吴广说：“这儿离渔阳还有上千里路程，怎么也不能按期抵达渔阳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去也是送死，逃亡被抓回来也是死，与其都是死，还不如选择为国家而死，干一番大事业?”陈胜接着又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天下人已经苦于秦朝统治很久了，老百姓对秦王朝的苛捐赋税、募役刑罚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听说二世皇帝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本不应继位，该继位的是长子扶苏。扶苏贤能，却被二世无故杀害了。还有一位名人叫项燕，曾是楚国名将，战功卓著，又爱护士兵，很受人爱戴。现在老百姓并不知这两个人是生是死，我们何不以他们的名义号召天下人起来反抗秦朝的暴政呢?” 吴广很佩服陈胜的胆略，觉得他的主意符合当时的人心，完全支持陈胜“死国”、“举大计”的决定。

　　古时候盛行预测吉凶的宗教迷信活动。陈胜和吴广经过一番谋划后，又专门找了一个算卦的卜问吉凶。聪明的卜者知道了他们的用意，便说：“ 你们的事业能成功，且能为百姓立大功。可是你们把事情向鬼神卜问一下吧”陈胜、吴广听后非常高兴，并从卜者的话中悟出了借鬼神“威众”的启示。于是，他们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了“陈胜王(wàng)”三个大字，塞到渔民捕来的鱼肚子里。戎卒们买鱼回来吃，发现了鱼腹中的“丹书”，都觉得惊奇。与此同时，陈胜又让吴广潜伏到营地附近一座荒庙里，半夜里在寺庙旁点燃篝火装作鬼火，模仿狐狸声音，大声呼喊“大楚兴，陈胜王(wàng)”!正在睡梦中的戎卒们被惊醒，十分惊恐害怕。第二天戎卒们交头接耳，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加之陈胜平时就待下属热情和气，现在又把陈胜的形象跟楚国复兴联系在一起，陈胜在戎卒们心中的威望就更高了。吴广见时机基本成熟，于是趁两个押送士卒的军官喝醉，故意扬言逃跑，以激怒押送他们赴边的将尉。喝得醉醺醺的两个将尉果然大怒，责骂和鞭打吴广，引起士兵们不满，群起而哄之。吴广奋起夺下一名将尉佩剑将其杀死，陈胜也乘势杀了另外一名将尉。随后，陈胜把900名戎卒召集在一起，大声说道：“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意思是：各位，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大雨，已不能按期抵达渔阳了，而误了期限大家都要被斩杀，即便侥幸不被砍头，戍守边塞十分之六七的人也要送命。再说好汉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取得大名声啊!王侯将相难道有天生的贵种吗?陈胜铿锵有力的一番话，说出了大伙的心声，戎卒们对秦王朝的满腔怨恨和愤怒如同冲溃了堤坝的洪水奔泻而出，齐声高呼：“我们愿听从您的号令!”于是大伙在陈胜、吴广带领下，袒露右臂作为标志，筑坛盟誓，按事先谋划，诈以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之名，宣布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一举攻下大泽乡，接着又迅速攻下蕲县县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陈胜、吴广“举大计”的壮举，得到了附近饱受秦苦的老百姓的积极响应，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加入起义队伍。在陈胜、吴广率领下，继攻取蕲县后，不到一个月又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酂(今河南永城西)、苦(今河南柘城县北)、柘、谯(指谯县。在今安徽省亳州市)等五县，很快把起义的火种带到了自己的家乡中原大地。陈胜是颇有战略意识的农民领袖。在控制了安徽、河南交界的大片地区后，即决定进攻战略要地陈县(今河南淮阳)。陈县在两周和春秋时期，曾是陈国的都城。战国后期，又曾经是楚国的国都。秦灭六国后，又把陈县定为郡治，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如能拿下陈县，对秦无疑是个重大打击。于是，陈胜率领起义军直逼陈城。这时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一千多人，步卒数万之众。陈地郡守和县令闻风丧胆，早逃之夭夭，只留下郡丞(郡守副职)龟缩城内，负隅顽抗。已是惊弓之鸟的守城秦军，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土崩瓦解。起义军杀了郡丞，浩浩荡荡开进陈县县城。

　　陈胜打下陈县后，即召集当地三老(掌管当地教化的官)和豪杰(有声望的人)共商大计。这些人虽不是来自农民阶级，但他们也都目睹、亲历了秦朝暴政，特别是看到了陈胜率领起义军短短一个月就连克数县，对陈胜也十分敬重，纷纷建议陈胜称王。他们说：“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但也有少数不同议论：认为陈胜自立为王，会让天下人觉得陈胜有私心，而不愿相从。陈胜思虑再三，最后还是果断地做出了称王立国的决定，就以陈县为都城，“号为张楚”，国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之意，一说以张大楚国为口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陈胜打的旗号虽是“张楚”，但并不以恢复楚国故土为目的，而是要推翻秦王朝，解救天下的穷苦百姓。这是他“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身体力行，也是他对统一号令起义军的战略考虑。后来农民革命的实践，有力证明了陈胜决定称王立国的必要。张楚政权的建立，推动了全国范围反秦斗争的高潮，高高飘扬的“张楚”大旗，成了农民起义中心的标志，显示了巨大的号召力。各地以“张楚”军名义“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在农民革命洪流的推动下，一些贵族残余势力也纷纷收罗旧部，起兵反秦。当时各地反秦力量的著名首领有刘邦、项梁、项羽、英布、彭越等多人。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秦斗争形势，陈胜在吴广及其他农民政权成员的协助下，进一步确定了“主力西征，偏师略地”，最后推翻秦朝统治的总体战略。他任命吴广为假王(副王)，率领起义军主力西击荥阳，取道函谷关，直捣秦都咸阳。同时“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进而迂回攻关中。随后又任命武臣、邓宗、周市、召平等为将军，分别北渡黄河，进攻原赵国地区(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南部)，向南攻取九江郡，深入淮南地区;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北)、魏国旧地(今河南东北部接连山西西南部)，攻取长江下游、黄河以南大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区。一时间，反秦斗争的烈火燃遍了大江南北。各路起义军勇猛作战，所向披靡，农民革命达到了高潮。但让陈胜没料到的是，吴广久攻荥阳不下，大军西进受阻。荥阳是通向关中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附近还有秦囤积大量粮食的敖仓。拿下荥阳，就打开了通向关中的门户。再取敖仓，既可切断秦军粮草供应，同时也解决了起义军的军需问题。陈胜派重兵攻取荥阳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当吴广攻取荥阳受挫的消息传回陈县，陈胜十分着急，为确保战略意图的实现，即决定另派周文为将军率兵西击秦，利用吴广大军牵制秦军主力的条件，绕过荥阳，直取函谷关。周文大军斩关夺隘，势如破竹，一直打到离秦都咸阳仅百余里的戏地(今陕西临潼境内)。进军途中，百姓奋起响应，队伍不断扩大，当时已拥有战车千乘，士兵数十万人。骄奢淫逸的秦二世闻听起义军逼近咸阳，如晴天霹雳，大惊失色。在都城空虚，调兵不及的情况下，只好依少府章邯之谋，赦免在骊山陵服役的几十万刑徒，封章邯为将军，临时组编军队阻击起义军。正在休整的农民起义军被突如其来的几十万秦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退出关中。在曹阳亭(今河南灵宝东北)固守、抗击秦军数十天后，又败退渑池。坚强不屈的周文在几经挫创、无粮无援的情况下，又率部与敌激战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拔剑自刎。周文大军失败后，气焰嚣张的章邯带兵继续东进，围攻荥阳的农民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起义军将领田臧与假王吴广意见不合，认为“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史记·陈涉世家》)，竟假借陈胜之名杀害了吴广，结果导致这支起义军部队全军覆没。形势就此开始逆转。起义军内部的弱点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陈胜称王后，其思想逐渐发生演变，与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比如早先和陈胜一起给地主种田的一个同乡听说他做了王，特意从登封阳城老家来陈县找他，敲了半天门也没人搭理。直到陈胜外出，拦路呼喊其小名，才被召见，一起乘车回宫。因是陈胜的故友，所以进进出出比较随便，有时也不免讲讲陈胜在家乡的一些旧事。不久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史记·陈涉世家》)陈胜便十分羞恼，竟然把“妄言”的伙伴杀了。当年所说的“苟富贵，勿相忘”的话早抛到了九霄云外。自此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王者”(《史记·陈涉世家》)。另一方面，随着反秦斗争的开展，革命队伍内部的离心倾向也在滋生蔓延。陈胜派往各地的将领各存异心，争相称王，起义军内部公开分裂。如北征的武臣自立为赵王，蜕变为割据头目。其部将韩广在攻略燕地后也自立为燕王。攻取魏国旧地的周市虽未自立为王，却立了魏国后裔宁陵君魏咎为王，而自任魏相，割地自保。与此同时，群起响应的各地英豪也不再听陈胜节制，直接孤立了作为反秦主力的陈胜“张楚”政权，给了秦军反扑的机会。

　　秦将章邯解除了起义军对荥阳的包围后，即倾全力进攻陈县。秦二世二年(前209年，汉初承秦制，十月为岁首)十二月，陈胜亲率农民军将士与秦军展开激战，虽奋力拼搏，终究未能挽回败局，被迫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准备重新聚集力量，再做反秦的努力。但没想到，竟被跟随自己数月的车夫庄贾杀害，成为千古遗恨。陈胜被害，激起其旧时侍从、将军吕臣极大悲愤。他在新阳(今安徽界首北)重举义旗，组建“苍头军”，从秦军手中夺回陈县，处死了投降秦军的叛徒庄贾，重新竖起“张楚”大旗。原奉命东下发展的部将召平，也假借陈胜名义，拜原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为上柱国，使之渡过乌江，西上击秦。反秦斗争再次恢复生机.陈胜从谋划起义，到称王立国，再到兵败被害，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但他点燃的反秦烈火烧红了大半个中国。“陈胜虽死，其所置遗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三年后，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杀入咸阳，推翻了暴秦统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陈胜死后，被辗转埋葬在芒砀山主峰西南。刘邦称帝后，追封陈胜为“隐王”，派30户丁役守护陈胜墓，并按王侯待遇对陈胜年年杀牲祭祀。

　　2、美人黄土——项羽

　　项羽，秦末著名军事家、中国军事思想“勇战派”代表人物。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一代英雄豪杰。大泽乡起义不久，项羽在会稽郡斩杀郡守后崛起，举兵反秦。巨鹿之战后，率军入关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威震海内。秦亡，仗势分天下，册封十八路诸侯。项羽不仅武勇出众，还留下了千古名作《垓下歌》。司马迁评价道：“大政皆由羽出，号称西楚霸王，权同皇帝。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他的出现，为中国的历史掀起了一场风云，写下了一段不朽的神话。

　　骑兵是冷兵器时期世界战争史的最大革命，但是却是个逐渐发展的时期。在马镫没有出现的前骑兵时代，骑兵的发展和应用是缓慢的。我国中原地区早在春秋之际已经有骑兵，但是此时骑兵是小规模的，主要用于载人，并没有史料证明有骑兵作战的记录。中原地区真正大规模把骑兵用于军事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从此骑兵作为辅助兵种走向战场。战国时期由于秦赵临近北方胡人，所以多有骑兵。但是此时不论是秦还是赵，骑兵都是作为辅助兵种，骑兵放在两翼后方，配备弓弩。用于侦察，骚扰，偷袭，断后，追击等。真正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把骑兵当成主力并用于冲锋大多以为是在西汉时期的反击匈奴。这个论述实际上忽略了项羽在中国骑兵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彭城之战是中国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歼灭步兵的典范。但是史料却没有清楚记载，史记仅记载项羽自以精兵三万人，是不是都是骑兵而无史载。这里我们要从头来分析，项羽在彭城战前舍弃大军千里奔波，最大限度的运用了机动能力，用骑兵合情合理。彭城之战后，项羽偷袭刘邦运用骑兵的冲击力冲散大军又采用驱赶的方式使其落水，以及骑兵追逐包围刘邦，这里都可以看到战术上运用骑兵的影子。彭城之战后，史记灌婴列传记载：“楚骑来众，”而后刘邦招揽旧秦骑兵组成独立骑兵军团，任命灌婴指挥。从这里我们看出项羽骑兵的威胁促使刘邦大力发展骑兵(后期招揽大量胡人，楼烦人为其骑兵)。 刘邦曾在灭秦时多次和秦军作战，却一直没有发展骑兵，一个侧面可以证明项羽之骑兵有和秦骑兵不同的用途和编制。战国时期，骑兵用于辅助没有独立作战及用骑兵冲锋的战例(主要是没有马镫，骑兵缺乏冲击力及长途奔波的持续力)。到了彭城之战，由于是偷袭战，主要用于骑兵踏营，冲散，驱赶造成敌人混乱而使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独立冲锋作战。显然战果是辉煌的，给中国骑兵史大大写下一笔。关于项羽的骑兵，应该是在巨鹿之战后(巨鹿战项羽用的是步兵，无骑兵的痕迹)收编秦与赵的骑兵组成了骑兵军团。项羽自杀时说得到自己的坐骑乌骓马有5年，按此推断得乌骓正是在巨鹿大战左右。

　　项羽战败回营，汉军围困数重，到了晚上，闻汉军四面大营皆有楚歌声，项羽大惊：“难道汉军已占了楚地么?为何楚人这么多呢?”满怀愁绪之下，他起身在帐中饮酒。项羽有位很宠爱的妃子，叫虞姬，经常跟着他;有一匹骏马，名字叫乌骓，经常骑乘。酒过三巡，项羽感慨良多，作歌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我的力量能拔起大山啊，我的气概能压倒当世，时势不利啊，乌骓也不再飞驰，乌骓不再飞驰啊!我该拿它怎么办?虞姬啊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歌唱了数阕。虞姬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汉兵已经得到了楚地，四面都是楚歌声，大王的意气已经尽了，我还为什么要活在世上呢?这首诗出自《楚汉春秋》不过后人多有怀疑，认为楚汉时期不会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歌罢，虞姬凄然自刎，项羽也流下热泪，左右都不敢抬头看他，这就是历史上的“霸王别姬”(四面楚歌这个计策，成功的扰乱了项羽的心，使他做出了突围的决定)。

　　项羽在战场上的无往不利相对的却是政治上的幼稚，甚至是愚蠢。坑杀战俘，放弃关中，怀念楚国，放逐义帝，自立为王却失尽人心。更为突出的表现是在用人方面。刘邦手下萧何、张良、韩信、彭越、英布出身各不相同却可以尽发挥其所长，而项羽却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项羽与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三国时代的东吴被灭也从侧面说明当天下大定只剩江东的时候，江东是无法抵挡的。按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话讲“项羽是一个非常可用之人，却坐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这就是项羽的悲哀。兵上天才，政治蠢材。但政治上的失败，无法遮掩项羽在军事上的才华。24岁起兵反秦，27岁成为分封十八路诸侯的西楚霸王，三十岁自刎乌江。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英雄人物。但如项羽这样铁血柔情的汉子却很少。万军包围，四面楚歌也打不倒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可虞姬的离去，却让他选择了死。战场上的纵横吟啸，面对伊人却柔情刻骨，像项羽这样的英雄，当之无愧的受后人景仰。纵观历史长河之内，英雄无数风流无尽，项羽的慷慨赴死报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催人至今。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

　　3、乱世英豪——李密

　　李密的祖父李光，曾任朱提太守。李密从小境遇不佳，出生六个月就死了父亲，四岁时舅父又强迫母亲何氏改嫁。他是在祖母刘氏的抚养下长大的。李密以孝敬祖母而闻名。据《晋书·李密传》说：祖母有疾，他痛哭流涕，夜不解衣，侍其基右。膳食、汤药、必亲自口尝然后进献。李密幼时体弱多病，甚好学，师事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以文学见长。年轻时，曾任蜀汉尚书郎。晋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敬慕他的才能，请他担任主簿。李密以奉养年迈祖母为由，谢绝了邓艾的聘请。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立太子，慕李密之名，下诏征密为太子洗马(官名)。 诏书累下，郡县不断催促，这时，李密的祖母已九十六岁，年老多病。于是他向晋武帝上表，陈述家里情况，说明自己无法应诏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陈情事表》，或称《陈情表》，此《表》写于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陈情表》辞语恳切，委婉动人。表到朝廷，晋武帝看了，为李密对祖母刘氏的一片孝心所感动，赞叹李密“不空有名也”。不仅同意暂不赴诏，还嘉奖他孝敬长辈的诚心，赏赐奴婢二人，并指令所在郡县，发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陈情表》以侍亲孝顺之心感人肺腑，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影响深远。文中的一些词句如“急于星火”、“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等，直至今天人们还经常引用。李密在祖母去世服期满后出仕。在任温县(今河南温县)县令时，政令严明，政绩显著，刚正见称。过去，中山诸王每过温县，必苛求供给，当地人民以此为患。李密到任后，中山诸王进过境仍苛求如故。李密以理力争，使诸王过境不敢苛求，为百姓办了件好事。李密本望到朝廷任职，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朝中无人推荐，最后只做了汉中太守，一年后罢官归田。后病卒，终年六十四岁。

　　李密的事迹不被载入元代郭守正辑录的《二十四孝》，估计关键在于李密的孝行过于平凡。既没有尝粪忧心、恣蚊饱血、扼虎救父的激烈，也缺乏戏彩娱亲中欢笑掩盖的大恸，甚至没有黄庭坚身着官服超九十度鞠躬的“亲涤”母亲溺器的错位，李密的孝行，宛如石上流水，涓滴而下，将石头刻出了水的姿势。

　　李密出生六个月丧父，他4岁时母亲何氏被逼改嫁，由此可推测他家庭的经济处境已经相当不妙。母亲改嫁后，他经祖母刘氏抚养。李密幼年体弱多病，但甚好学，师事谯周先生，博览五经，精《春秋·左传》。先秦时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在以华丽辞章著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先河当中，司马相如、扬雄雄文盘空，绮丽宛在，所谓“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的蜀人智慧，润物细无声，这培养了李密的文学才华与能言善辩的机智。多病之人早熟，早熟之人敏感。鲁迅先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将古话“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予以扭转，彰显“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的现实硬度，得出这“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结论，以此反观李密，甚为恰切。李密祖母刘氏得病了，他痛哭流涕，夜不解衣，膳食、汤药、必口尝之后进献。李密拜师蜀中大儒谯周，在我看来，李密祖上还是声誉宛在的，不然的话，仅凭这孤儿老祖的实力，恐怕难以入其门墙。谯周的门徒把他比作子游和子夏。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极富深意的比喻。现在我们知道“六经”中的大部分来自子夏的传授。所谓“文学子游子夏”，就是经过孔子经学的主要传授人的流布，形成了后来的儒家和法家这两大派别。那么，李密是否继承发扬了老师谯周的人格与神髓?后来，李密出任蜀汉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皇太子老师)。曾多次出使东吴，迅捷的辩才展露无遗。

　　魏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招降纳叛，急于稳定人心，他聘李密为主簿，李密力辞不受。邓艾集团的骄横已经让他胆寒。邓艾初入成都时是“蜀人称焉”，结果却是蜀人“有识者笑之”。晋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诏征李密为“太子洗马”，诏书连下，郡县不断催促。当年李密祖母已96岁，风烛残年，他上表叙述自己无法应命的原因。这就是《陈情表》，475字。《陈情表》以侍亲孝顺之心感人肺腑，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影响深远。文中的一些词句如“急于星火”、“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等，直至今天人们还经常引用。这岂止是“千古散文绝唱”，实乃一个人子研苦胆为墨的“黑书”。《陈情表》全文用了29个臣字，除了“前太守臣逵”和“后刺史臣荣”中两处指朝臣外，其余27个“臣”字均是李密自称。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普适逻辑之下，这让晋武帝颇感顺眼。更关键还在于，区区一份“陈情”，不但可以免去抗旨死罪，还感动了君王铁石心肠，仅仅是文笔的魔力么? 魏晋南北朝时期，启开了中国历史上对《孝经》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最大特征是皇帝们纷纷著书立说，弘扬孝道。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敬讲义》，梁武帝著有《孝经义疏》，梁简文帝也有《孝经义疏》，北魏孝明帝有《孝经义记》等。北魏孝文帝还命令把《孝经》翻译为鲜卑语…… 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在孝道与国忠之间，在亲情与君臣之情之间，哀婉曲折，幽径沟回，《陈情表》达成了一种“无咎”的圆通态势，悄然遮蔽了自己不愿出仕的真正动机。写《陈情表》之际，李密时年44岁。当下重读此文，没有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安子顺之说“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的感慨，只觉得一种黑苦，宛如卤水呛喉。所谓“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重压，在此时化作了窒息呼吸的流汁…… 祖母魂归道山之后，李密已经没有借口了，他履行了在《陈情表》的承诺。先后任温县县令、尚书郎、汉中太守等职。任期内，他在汉中勉县倡建武侯祠，那是对故国的追忆么?然而，那来自“竹林七贤”的余韵，尽管不露痕迹，但终有一天被酒力唤醒了。某天他酒后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激怒晋武帝，免官回乡。其实在此之前在温县时，他曾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差一点被人举报。公元287年李密卒于保胜龙安，好友安东将军胡熊与皇甫士安主持葬仪，师弟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其列传。

　　4、燕赵悲歌——窦建德

　　窦建德，贝州漳南(今山东武城漳南镇)人，隋末唐初河北起义军前期领袖。出生于公元五七三年，即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北齐是以山东门阀世族为支柱的封建割据政权。当时人宋孝王在《关东风俗传》中叙述当地豪门大姓的情况说：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北齐奠基人高欢)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渊)、石勒之众也。窦建德出生后，就在北齐、北周的昏暴统治下，在山东门阀世族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度过童年。隋文帝统一全国时，窦建德已是十七岁的青年了，窦建德家世代务农，自言汉景帝太后之父安成侯窦充的后裔。家里稍有资产。窦建德年轻时就“重然许，喜侠节”(《新唐书·窦建德列传》)。有次乡人家中丧亲，因家贫无法安葬，时窦建德正在田中耕种，闻而叹息，便将自家的耕牛给了乡人，让其发丧，结果很为乡里所敬重。还有一次有几个盗贼在晚上去窦建德家抢劫，窦建德站在门边，待盗贼进屋后，先后打死三人，其余的盗贼吓的不敢再进。盗贼只好请求将三人的尸首要回，窦建德说：“可投绳系取之”(《新唐书·窦建德列传》)。盗贼于是将绳投进屋里，窦建德将绳系在自己身上，然后让盗贼曳出，窦建德随即跃起持刀，再杀数人，从此更加闻名。此后，窦建德为乡里所归附，当了里长。那时已是隋文帝晚年，隋朝统治日益昏暴。隋文帝建仁寿宫，杨素主持营造，“夷山堙谷，营构现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日夜施工，役夫死者不计其数，杨素竟然令官吏将路上尸骨焚烧，又将“疲敝额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而刑法严峻，骇人听闻：隋文帝“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懔懔焉”。甚至“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处决”。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隋文帝废除“一钱弃市法”。窦建德“犯法亡去”，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这表明他并没有充当官府的爪牙，而是敢于反抗苛法的人物。隋炀帝继位后，大赦天下，免税五年，他才回转家乡。窦建德父亲死的时候，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皆一概不收。

　　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隋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认为自己智略不及窦建德，便以窦建德为军司马，让其指挥作战。窦建德掌管兵权后，想树立自己的威信，便提议由高士达留下看守辎重，自率精兵七千人前去抵抗郭绚。窦建德假称和高士达不和前来投奔，郭绚却心怀疑虑。正值高士达也四处宣称窦建德背信弃义投降隋军，并将俘获来的一名妇女，当作窦建德的妻子，在军中杀掉。窦建德派人给郭绚递上降书，并说自己愿意作为先锋，带郭绚去攻打高士达。郭绚相信了窦建德，率兵随建德至长河界地与窦建德相会，共图高士达。郭绚部遂放松了对窦建德的戒备，窦建德抓住战机，建德发起突然袭击，大破郭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并将逃跑的郭绚斩首。自此，窦建德所率义军兵威大振。郭绚兵败后，隋炀帝又派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前来围剿起义军。杨义臣于清河先歼灭了张金称的部队，由于杨义臣将所俘义军全部杀死，以至无人愿降，一些溃散在草泽中的残部相继投奔窦建德。杨义臣乘胜至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准备进入高鸡泊讨伐高士达部。窦建德见隋军士气正盛，便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旧唐书·窦建德列传》)。但高士达却不采纳窦建德的避敌锋芒、以逸待劳、伺机破敌这个正确意见，留窦建德守营，亲自率精兵主动出击，初获小胜，便纵酒高宴，有轻杨义臣之心。窦建德闻讯后，说：“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隋兵乘胜，必长驱至此，人心惊骇，吾恐不全”(《旧唐书·窦建德列传》)。自率精锐百余人把守险要，以防高士达之败。结果，不过5天，高士达便被杨义臣所杀。杨义臣乘势追击建德，欲将窦建德所部全歼。追至北薄垒，守兵闻高士达败，皆溃败。窦建德寡不敌众，不能再战，只得率百余人突围而去。窦建德撤至饶阳(今属河北)，见饶阳守军没有防备，遂攻占饶阳。杨义臣见高士达已死，并没有将窦建德放在心上，领兵而回。窦建德遂得以回到平原，在此收编余部，抚循士众，多数人表示愿意跟随窦建德，同时窦建德在此又得3000余兵，实力有所增强。窦建德还为高士达发丧。接着又招集亡卒，得数千人，军威得以重振，窦建德开始自称将军。起初，义军见到隋官及士人一律杀掉，唯有窦建德注意争取这些一般官吏，所以隋郡县的许多官员都主动归附。窦建德军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窦建德在河间郡乐寿(今河北献县)筑坛，自立为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分治郡县(窦建德称长乐王的时间，《旧唐书·高祖纪》作武德元年，此据《隋书·炀帝纪》、《旧唐书·窦建德传》及《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窦建德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七月，隋炀帝为解瓦岗军急攻东都之围，命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领3万幽、蓟精兵南下，会同王世充等驰援洛阳，“所过盗贼，随便诛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四》)。王世充等诸将皆受世雄节度。薛世雄部队进占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准备进攻刚刚在乐寿称王的窦建德。当时，窦建德军在乐寿周围各县分散收麦。窦建德本人在武强(今河北武强西南)征粮，闻薛世雄前来，遂撤出诸城，扬言还回豆子航，以麻痹敌人。薛世雄以为义军怕自己，放松了警惕和戒备。窦建德距薛世雄营寨140里，建德率敢死队280人先行，命令后续部队跟进于后，星夜奔袭世雄。翌日凌晨，窦建德进抵薛营前，正巧大雾迷漫，咫尺莫辨。突然发起冲击，薛世雄士卒大乱，纷纷离帐逃命，自相践踏，不可收拾。薛世雄率亲兵数十骑逃归涿郡，惭恙发病，未几而卒。窦建德乘胜进攻河间城，围困城池，却屡战不克。窦建德先退兵，王琮等随后率官吏素服面缚至营门，窦建德亲自为其松绑，并将隋朝已经灭亡的事实告诉了王琮，王琮伏地痛哭，窦建德也受其感染，流泪不已。此时窦建德部下说;“琮拒我久，杀伤甚众，计穷方出，今请烹之。”窦建德则说：“此义士也。方加擢用，以励事君者，安可杀之!往在泊中共为小盗，容可恣意杀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还下令军中：“先与王琮有隙者，今敢动摇，罪三族”(《旧唐书·窦建德列传》)。并于当日封王琮为瀛州刺史。河北郡县闻后，都争相归附于窦建德。窦建德在攻克景城时，俘户曹张玄素，欲斩之，景城县民千余人号泣愿代其而死，并说：“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窦建德遂将张玄素释放，以其为治书侍御史，但被张玄素拒绝。直到隋朝灭亡，窦建德又以为黄门侍郎，张玄素这才受命。当时饶阳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向窦建德献定河北之策，窦建德于是将其引为谋主。窦建德的这些做法使他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

　　武德元年(618年)正月时，窦建德与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各路义军首领一起派使者让李密称帝(李密时为瓦岗军首领，力量为诸义军之首)，但李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同意。但李密却没放松对各路义军的拉拢。二月，李密便派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窦建德知道这是李密想兼并各路义军，但鉴于实力尚弱，便借口北部罗艺南侵为由拒绝了李密。为了不让李密生疑，窦建德亲自写了回信，对房彦藻还卑辞厚礼相待。

　　窦建德不但待人宽厚，还善于纳谏。在武德二年九攻克赵州时，曾俘总管张志昂、慰抚使张道源，窦建德认为此二人再加上邢州刺史陈君宾负与顽抗，欲将三人斩首。窦建德的国子祭酒凌敬进言道：“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邻人坚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确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劝大王之臣乎?”窦建德盛大怒道：“我至城下，犹迷不降，劳我师旅，罪何可赦?”凌敬又说：“今大王使大将军高士兴于易水抗御罗艺，兵才至，士兴即降，大王之意复为可不?”窦建德乃悟，立即将三人释放。窦建德虽有很多优点，但他生多疑，爱信谗言，以至难辨是非。其手下大将王伏宝随窦建德征战多年，勇冠三军，功绩在诸将之上，结果遭到诸将的忌妒，便说其谋反，窦建德不问清楚便将王伏宝杀死。王伏宝临死时说：“我无罪也，大王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旧唐书·窦建德列传》)?王伏宝死后，窦建德军很少能够取胜。其纳言宋正本好直谏，建德又听信谗言将其杀死。此后人人引以为诫，无人再进忠言，从此政教益衰。五月，窦建德派部将高士兴第三次攻打幽州，不克，退军笼火城。幽州总管李艺(即罗艺，被唐赐李姓)率军奔袭，大破其军，斩首5000级，窦建德夺取幽州的行动再次失败。八月，唐高祖李渊派人与其结盟，窦建德应允，便将在黎阳俘获的同安公主、淮安王李神通等人释放。 　　窦建德不甘心攻不下幽州，于十月(关攻打幽州时间《旧唐书·窦建德列传》和《新唐书·窦建德列传》都记载为九月，这里以《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七》的记载为准)率领20万人马第四次攻打幽州。起初很顺利，已有士兵登上城堞，但幽州总管李艺的部将薛万均、薛万彻率敢死队百人从地道潜出，迂回到窦军背后，突然袭击，窦建德军败逃，被斩首1000余(一说1200)级。李艺率军乘胜逼近窦窦建军的营地，窦建德在营中列阵，填平壕沟反击，大败李艺军，并追到幽州城下，因攻城不克，只好撤军。十一月，窦建德率军渡黄河进攻在河南掠地的孟海公义军，并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二月，攻克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俘孟海公，将其手下3万义军收编，窦建德实力得到大增。此时，窦建德与割据洛阳的王世充占据关中的唐朝形成鼎立之势。唐灭薛仁杲和刘武周后，唐高祖李渊为统一天下，于武德三年七月命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王世充。并遣使与窦建德言和，争取其中立(见上文)。十二月，王世充派其侄王琬、长孙安世等向窦建德求援。中书舍人刘斌建议：“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旧唐书·窦建德列传》)。窦建德纳其言，决定联郑抗唐，待机灭郑，尔后再与唐争夺天下。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窦建德在吞并孟海公起义军后，留部将范愿守卫曹州(治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自率10余万大军，号称30万西援洛阳。至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韩洪迎其入城。继经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攻下管州(治管城，今郑州)，杀唐管州刺史郭士安;又连克荥阳(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等县，水陆并进，与王世充部将郭士衡数千人会合，进屯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东广武山，并在板渚(今河南荥阳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黄河南岸)筑宫，与王世充相呼应，威胁唐军侧背。并致书秦王李世民，要求唐军退至潼关，把侵占之地还于王世充。李世民采纳宋州刺史郭孝恪等人建议，决定中分麾下，以齐王李元吉、将军屈突通等继续围困洛阳，自率步骑骁勇3500人为前锋，抢占虎牢要地，阻遏窦建德军西进，相机破击，一举两克之。二十五日，唐军进驻虎牢。二十六日，李世民率骁骑500出虎牢，在其东20多里处设伏，由骁将李世绩、程知节、秦叔宝分别统领。自与骁将尉迟敬德仅带4骑前去侦察。在离其营3里处，猝遇窦建德军游骑，窦建德一将被李世民引弓射杀。窦建德闻讯，急忙派五六千骑兵前来追逐，结果被李世民引入伏击处，被斩首300余级，骁将殷秋、石瓒也被俘。窦建德迫于虎牢之险，被阻于虎牢东月余(一说20余日)不得西进，几次小战又都失利。四月三十日，李世民又派部将王君廓率轻骑千余截击窦建德运粮队，大将军张青特被，窦建德军更陷于不利境地，军心涣散，将士思归。此时，国子祭酒凌敬献策：“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治河内，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今陕西大荔东)，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旧唐书·窦建德列传》)。这本是个非常好的建议，窦建德也本想接受这个意见，但其部将多接受王世充使者贿赂而主张救援洛阳，便说：“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窦建德只好对凌敬说：“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旧唐书·窦建德列传》)。凌敬却坚持己见，窦建德反而大怒，将凌敬怒斥出去。这时，窦建德的夫人曹氏又向建德说：“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滏口之道，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窦建德却说：“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旧唐书·窦建德列传》)?窦建德一心决战，再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窦建德欲乘唐军草料将尽，牧马河北之机袭击虎牢。结果此计为李世民所知，李世民便将计就计，于五月初一率兵一部过河，从南面逼进广武，观察窦军形势，留马千余匹在河中沙洲放牧，以诱窦建德出击。次日，窦建德果然全部自板渚(今荥阳北黄河南岸)西出，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今河南荥阳西南)，正面宽达20里，擂鼓挑战。李世民率军在汜水西岸列阵相持，登高瞭望，然后对部部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士嚣，令不肃也;逼城而阵，有轻我心。待其饥，破之果矣”(《新唐书·窦建德列传》)。于是决定按兵不动，另派小部队与窦建德军周旋，同时派人将留在河北的人马召回，待窦建德军气衰，再一举将其击破。时至中午，窦建德军士卒饥疲思归，皆坐列，又争抢喝水，秩序紊乱。此时，李世民突然发起进攻，命宇文士及带300骑兵经窦建德军阵西而南，先行试阵，并告诫他说：窦建德军如严整不动，即应回军，如阵势有动，则可引兵东进。宇文士及部经窦军阵前时，窦军阵势果然动乱。李世民见时机成熟，遂下令出击，亲率轻骑冲锋，主力继进，东涉汜水，直扑窦军大营。此时窦建德君臣正在议事，唐军突临。窦建德军未及列阵抵抗，仓猝应战，被迫东退。唐将窦抗率部紧迫，被窦建德军顽强击退。李世民见进攻不利，便率骁将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精锐突入其阵，从阵后展唐旗。窦建德军士卒以为大营被占，迅速崩溃，唐军追击30里，窦建德军被斩首3000余级，5万人被俘。乱军中，窦建德中槊(一说中枪)受伤，退至牛口渚，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追至，窦建德于慌乱中坠马，白士让举槊欲刺，窦建德忙说：“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杨武威下马将窦建德抓获。窦建德兵败之前，军营中就有童谣唱道：“豆入牛口，势不得久”(《旧唐书·窦建德列传》)。窦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恶之，不料后日果真如此。窦建德被俘后，唐军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想突围南走襄阳，但诸将已无斗志，被迫于五月初九率太子、群臣等2000余人投降。此战，窦建德在作战指挥上远逊于李世民。他劳师远征，却未能尽全力先攻占虎牢;同时未能正确判明唐军的作战意图，这就使自己无法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而处处陷于被动;作战中又未能虚心采纳部下绕过虎牢、乘虚迂回北上威胁关中的合理建议，一味坚攻硬拼，不知灵活应变，这就使自己错过了避免失败的唯一良机;此外他未能沉着应付唐军的突袭，一遇变故即惊慌失措，事起仓促即意志崩溃，结果其兵败如山倒、束手就擒。当然，窦建德军上下未经历过真正的硬仗，将骄兵惰、士卒思乡等等这也是导致窦建德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唐朝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至四年五月，秦王李世民率军在洛阳、虎牢(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各个击破王世充、窦建德军的一次重要作战。王世充原来是隋东都洛阳守将，隋炀帝死后，他在唐朝武德二年四月称帝，国号郑，并利用唐军在河东作战无暇顾及东部的机会，夺取了唐朝在河南的部分土地。柏壁之战后，李渊为夺取中原，采取先郑后夏(窦建德已称夏王)、各个击破的方略，唐朝武德三年七月，命令李世民领兵8万向东攻打王世充。同时派遣使者与窦建德言和修好，使他保持中立。王世充从各州镇挑选勇士聚集洛阳，命令他的三个侄子在分别镇守襄阳(今属中国中南部湖北省)、虎牢、怀州(今河南沁阳)等重要地点，命令他的兄长、儿子防守洛阳，他亲自率步骑3万迎击唐军。李世民率步骑5万进军慈涧(今河南新安东)，王世充被迫撤回洛阳。李世民于是决定先扫清外围然后攻城，经过八个月的作战，唐军攻克回洛城，并占领虎牢，河南50余州相继归降。李世民率军进逼洛阳，经过一番激战，将其合围。王世充困守孤城，缺乏粮草，民心颓废，几次派使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得知洛阳危急，怕唐灭郑后危及自己，决定先联合郑国攻击唐朝，然后找时机灭郑，再夺取天下。于是率兵10余万西进，连续攻克管城(今河南省省会郑州)、荥阳(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进到虎牢的东面。李世民与部下商议对策，部将多主张退避。他力排众议，决定分兵围困洛阳，占据虎牢要地，阻止窦军向西进军，一举两得。由于虎牢地形险阻，窦军不能前进，驻扎了1个多月，多次作战不利，士气低落，将卒思乡。李世民得知，引诱他出战。窦军果然全部出动，李世民下令骑军队直冲人窦军。窦建德正和群臣议事，唐军突至，前后夹击，阵势大乱。唐军追击30里，俘获5万多人，窦建德受伤被俘。李世民回军洛阳，王世充就投降了。窦建德被俘后，其夫人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率数百骑逃回洺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窦建德部下欲立建德养子为主，齐善行说：“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旧唐书·窦建德列传》)。遂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让其各自散去。然后齐善行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部属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降唐。窦建德所建夏国，也就此灭亡。七月十一日(即公元621年8月2日)，窦建德于长安遇害，时年49岁。十九日，余部推窦建德部下刘黑闼接过义军大旗，继续着反唐的事业武德六年(623年)失败。

　　窦建德自起兵至败亡，共计十一年(两《唐书》本传说他自起兵至灭亡凡六年，不准确)。期间“义伏乡闾，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至亡灭，鲜克有终矣”(《旧唐书·窦建德列传》)。《旧唐书·窦建德列传》指出窦建德的失败关键在于“愎谏”，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但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的河北义军、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坚持反隋和反唐斗争长达12年之久，是推翻隋炀帝暴政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作出了光辉的贡献。窦建德虽因缺乏政治远见等原因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所以窦建德的遗爱，仍然长期存留在河北人民的心中。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大和三年(829)，魏州(治今河南安阳)书佐殷侔有感于其事，特在庙中立了一块纪念碑。

　　5、冲天将军——黄巢

　　黄巢(820年～884年)唐曹州人。出身盐商，积财聚众，尤好收留亡命之徒。唐懿宗以来，因皇室奢侈过度，赋税沉重，加上连年发生水﹑旱灾，遂致民不聊生，盗匪群起。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王仙芝率盗匪起事，翌年黄巢起兵响应，乾符五年王仙芝败死于湖北，黄巢被推举为冲天大将军，率众攻掠江﹑浙﹑闽﹑粤等地，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陷洛阳、长安，僖宗逃奔成都，巢自号为帝，国号大齐。唐以官爵笼络李克用相援，大败黄巢，巢自刎身亡，为害十年的黄巢之乱始告结束，史称为黄巢之乱。 乾符二年 (875年)初，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发动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接着王﹑黄两军会合，协同作战，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就西向进攻洛阳周围地区。唐统治者急调大军夹击。王﹑黄乃于干符三年十月间南趋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以后又活动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反复冲击敌人。同年底，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刺史对王仙芝进行诱降，仙芝动摇，欲受唐官职。黄巢指斥他说：起初我们共立大誓，横行天下，现在你独自取官降敌，广大群众何所归宿!因怒击伤仙芝首。仙芝畏众怒，不敢受唐命，遂与黄巢分兵作战。黄巢率军北上，攻克郓州(今山东东平北)﹑沂州等地。以后王﹑黄虽曾一度合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不久又分兵。 干符五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战死，尚让率余部奔亳州(今安徽亳州)与黄巢所部会合，推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署置官属。从此，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两支义军会合后，势力又见壮大。黄巢再度北上，克沂﹑濮等州，然后沿黄河南岸西进，“欲窥东都(洛阳)”，唐朝急调军队增援东都。黄巢知攻东都无望，于是引兵南下，渡过长江，东趋下游。在越州(今浙江绍兴)，遭到镇海(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阻击，义军乃转由浙江南进，开山路七百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今属福建)。

　　黄巢在福州大力打击官僚﹑地主，杀了顽固不化的“处士”周朴。后率大军沿海岸南进，于六年九月攻占岭南重镇广州。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休整，黄巢在这年冬又率领大军北伐，自号“义军都统”，并发表文告，宣布即将打入关中，指斥唐朝以宦官掌握朝政，纲纪紊乱，朝臣与宦官勾结，贿赂公行;还宣布义军禁令，禁止刺史广殖财产，县令犯赃者全族处斩。他所指责的都是当时极弊，深得群众拥护。义军拥众数十万，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乘大筏沿湘江顺流北上，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又下江陵(今属湖北)。本欲乘胜进兵中原，直趋关中，但至荆门(今属湖北)为唐将领刘巨容所败，乃转而东进。于广明元年 (880年)五月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击毙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高骈的骁将张璘。七月，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飞渡长江。高骈与唐廷有矛盾，又慑于义军声威，虽拥兵十余万，但保境而已，不敢出战。黄巢渡江后以破竹之势跨越淮河，于十一月占领东都洛阳进军途中，义军“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沿途群众纷纷参加义军，众达百万。入洛阳城后，义军劳问居民，闾里晏然。黄巢北攻时，还特意转牒唐朝各镇兵将;你们各宜守垒，勿犯我兵锋。我将入东都，到京师向皇帝问罪，与你们无涉。这些话分化了敌人营垒，所以兵行无阻。黄巢在东都并未久留，随即转旗西指，于年底突破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天险，最后攻下了京师长安。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义军入城之日，向贫民散发财物，并由大将军尚让向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十二月十三日(881年1月16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原唐朝官员，四品以下酌情留用，三品以上全部罢官。

　　其中枢主要官员有：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原唐官崔和，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即宰相);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掌管近卫军队);翰林学士中还有著名诗人皮日休。黄巢在长安执行严惩皇族﹑公卿的政策，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义军查获降官张直方夹壁中隐藏的高官显贵百余人后，全部处死。大齐政权还没收富豪的财产，号称“淘物”。富室皆赤脚而行。次年，唐军曾一度攻入长安，义军暂时撤出，当夜反攻，将唐军驱逐出城。但黄巢既未派大军追击唐僖宗，也没有首先全力歼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大齐政权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政策，生产﹑财政均无着落。这样，敌我力量对比就逐渐发生了不利于义军的变化。关中地主坚壁清野，使大齐政权陷入严重的缺粮困境;中和二年 (882年)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叛变降敌;沙陀族李克用应唐朝的乞援，率劲旅一万七千人南下;敌方军力大大增强。这时，黄巢发现困守关中已很不利，乃于三年四月东撤，攻逼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六月间，义军开始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守将顽抗，义军久攻不克，朱温和李克用又先后前来增援，黄巢遂于四年四月解围，逾汴而北，又遇到唐徐州节度使时溥的阻击，作战不利，最后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于六月十七日兵败自杀(一作为甥林言所杀)。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不久后，唐王朝即告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山东莱芜市圣井乡祥沟村有一棵名为“将军树”的古槐，传说就是这棵树下曾留下黄巢的足迹。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公元884年，唐朝政府确信黄巢已经死于狼虎谷。于是，大唐官员们在他的身死之处建了一块石刻，标明这位造反者的葬身之地，以警醒世人。然而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很多书籍中却另有说法。他们相信黄巢没有死于狼虎谷，而是逃脱之后死于他处。清代学者聂剑光所著的《泰山道里记》有这样的记载：“黄巢死于泰山……九顶山南有大冢，俗称黄巢墓。”经专家考证，这里就是《泰山道里记》所记载的黄巢墓。此地与狼虎谷相距几十公里，如果真的是黄巢尸骨的埋葬地，那么则证明黄巢真的没有死于狼虎谷。

　　6、倾天豪杰——方腊

　　方腊(?-1121年)，又名方十三，歙州(治今安徽歙县)人，迁至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于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建立了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县在内的农民政权。在当时影响很大，1121年夏起义失败，方腊被俘，被朝廷处死。

　　方腊情豪爽，深得人心，加上有较强的组织才能，自身又出身贫苦，所以能号召很多生活困苦的农民。方腊被处死后，歙县和淳安的一些地方的人还是很敬重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许多地名，至今这些地方还有“方腊洞”、“方腊寨”等。 有一首"水氽童家店，方喇出二遍;水浸鳖背石，方腊又造反"的民谣不仅指明了他居住的村子，还说明他的起义动机。宣和年间，农民茶叶卖不出去，卖了还不够交税。农民只好不采茶，采了的也忍痛倒在溪里。时值浙西大旱，七八月都不见有雨，禾苗焦黄，秋收无望，而官吏却逼税。方腊在宣和二年10月，方腊揭竿起义。方腊旗帜鲜明，主张实现真正的平等，"劫取大家财，散以募众"，决心彻底推翻宋朝，解脱天下所有劳苦大众。宣和三年四月，方腊在起义根据地帮源与宋军决战败北，被迫带亲信退往洞源村东北的石洞中躲藏，由于叛徒当向导，最后不幸被捕，被解往汴京。方腊起义打下了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半壁，从根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北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就覆灭了。方腊最后坚守的石洞被称为"方腊洞"。

　　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皇帝喜花石竹木，在江南设“苏杭应奉局”，派朱勔等爪牙到东南各地，搜刮民间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用大船运向汴京，每十船组成一纲，时称“花石纲”。青溪多产竹木漆，是应奉局重点酷取之地。这种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尤其是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赤贫者身上。方腊身为佣工，更痛感这种剥削压迫之苦，因而对宋王朝的反动统治怀有刻骨仇恨，遂起反抗之心。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方腊在万年乡洞源里正方有常家做佣工，积极联络四方百姓，准备起义。他们的秘密活动被方有常发觉，便派二子方熊向县告发。十月初九，方腊发现事泄，遂在洞源村杀里正方有常一家(唯三子方庚越墙逃脱)而举义。方腊集合千余人，在洞源村东方有常家的漆园誓师。在誓师会上，方腊慷慨陈词，愤怒揭发宋王朝的罪恶统治：“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最后，方腊发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呼声，号召大家伏义而起，那么“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方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主张，付之于革命实践。他领导的义军烧孔庙，毁神像，杀贪官污吏。批判佛教教义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虚伪，指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主张实现真正的平等;“劫取大家财，散以募众”;“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

　　方腊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行动，深受贫苦百姓的拥护，数日间聚众十万。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镇压帮源一带地主武装的反抗，占领青溪县西北重镇——万年镇，随即向县城进发。这时，两浙路都监蔡遵、颜坦带领5000兵前来征讨。十一月二十八日，方腊将他们一举歼灭在息坑。这是方腊义军旗开得胜的第一仗。次日，方腊打下青溪县城。十二月打出青溪县，四日攻占第一座州城——睦州。随后攻下睦州各县。方腊率主力部队西攻歙州，十二月二十日攻克。接着回师东线，向杭州进发。十二月二十九日，占领杭州，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众殆百万”。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响应方腊起义：浙北有苏州石生和湖州陆行儿，浙东有剡县裘日新，浙南有仙居吕师囊、永嘉俞道安，浙西有婺州东阳霍成富，兰溪灵山朱言、吴邦。这时在浙西的方腊部将郑魔王、洪载和响应部队已占领了婺州、衢州、处州等地。在杭州作出了分兵“尽下东南郡县”的决策，派方七佛率领六万人马进攻秀州(今嘉兴)，以图北上，攻取金陵，实现“画江而守”的计划。这时，童贯率领15万精兵，已赶到秀州。方七佛攻不下秀州，退回杭州。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退出杭州，由富阳、新城、桐庐、建德、青溪，时战时退，最后退守帮源。四月二十四日，宋军从东西两面包围帮源。方腊在帮源的严家溪滩，与宋军作一死战。在战斗中，方腊坐骑战死，战刀丢失，最后不得不带亲信，退往洞源村东北的石洞中躲藏。石洞分上中下三窟，极为隐蔽，官军无法寻找。统制官王禀下令搜山。裨将韩世忠由方庚作向导，收买叛徒方京，才寻得方腊躲藏的石洞。四月二十七日，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方腊和妻邵氏、子方亳、宰相方肥等52人被俘。宿将辛兴宗随后赶到，截洞掠俘，方七佛等人乘机逃脱，实俘39人，被解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方腊在汴京英勇就义。

　　方腊余部坚持斗争，直到次年三月，方腊起义才被最后镇压下去。方腊起义打下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半壁，从根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方腊作为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永远被人们怀念。方腊最后坚守的洞源石洞被称为“方腊洞”。全省各地，乃至近邻安徽等地都有纪念方腊的方腊洞、方腊庙。

　　7、女中奇英——王聪儿

　　王聪儿(1777-1798)，湖北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江湖艺人出生。参加白莲教起义后，她曾任义军总指挥，也就是八路义军统帅，是一个貌美如花，德行高尚，武艺高强，有勇有谋的女英雄。

　　清朝乾隆年间，官僚地主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农民无法谋生，只得流落江湖，卖艺糊口。王聪儿幼年丧父，跟着母亲学习杂技，跑马走绳，舞刀使棒，样样都行。母女俩凭着一身技艺走南闯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母女俩来到襄阳，在一场事故中得到一位名叫齐林的帮助而加入白莲教。齐林是襄阳白莲教的首领。王聪儿入教后，经常利用卖艺的身份在江湖上宣传白莲教的教义。由于他们俩志同道合，感情也越来越深，不久后便结为夫妻。结婚后，齐林与王聪儿便一同领导白莲教徒筹划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和珅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十分腐败，地方官吏贪污横行，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白莲教又盛行起来。有个安徽人刘松，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流放到甘肃去。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将来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够地主剥削的苦，渴望得到土地，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教的人越来越多的消息，惊动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各省宫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穷人就被抓到监狱里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罗织罪状，受到株连的有几千人。不论教徒或没入教的，都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对官府更加切齿痛恨。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到了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大家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不如索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参加白莲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齐林与王聪儿见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就决定在襄阳起义。不料起义的风声走漏了，齐林和另外一百多教徒被捕，他们都被杀害了。齐林死后，王聪儿被大家推选为首领，暗中继续筹备新的武装起义。

　　1796年，王聪儿得知消息，说其他地方的白莲教都已发动了武装起义。大伙一致推选她为“总教师”。于是，她便带领义军杀了贪官污吏，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这时王聪儿的军队已发展至四、五万人之多了。 后来，她带领义军从湖北到四川，和四川的义军会师，组成了一只拥有十四、五万的起义大军。为了方便指挥，起义军以黄、青、蓝、白四色为号，分成八路大军。王聪儿被推选为八军的路统师。一个年轻女子可成为这样大规模起义的首领，由此可见王聪儿能力之强!

　　1798年，王聪儿率领义军一路打到西安。嘉庆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不懂得怎样打仗。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机动灵活。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不整队，见了官军不正面迎战，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走，找机会袭击官军。他们又把兵士分成许多小队，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击官军。第二年，在四川跟那里的起义军会师。嘉庆帝见官军围剿失败，气得眼都红了，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将军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起义军。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要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群众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叫做“坚壁清野”。嘉庆帝下令各地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活动果然越来越困难。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亲自带领二万人马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面有官军，前面又有地主武装民团的拦截，终于在郧西(在今湖北省，郧音yún)的三岔河地方，陷进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又围住茅山，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终于失败。王聪儿眼看突围不成，且她与她的部下都不愿当俘虏，便退到山顶，与其部下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下来，英勇牺牲，女英雄王聪儿时年仅二十二岁。

　　王聪儿(公元1777——1798年)，湖北襄阳(现在的襄阳市人)，江湖艺人出身，原白莲教首领齐林之妻，故又称齐王氏。在嘉庆元年(1796)与以白莲教总教师的身份领导了清末著名的农民起义——白莲教大起义，率众十余万纵横驰骋于鄂、川、陕、豫四省，英勇战斗了两年多，虽然最终因起义失败而自杀，但其所领导的起义军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是清王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8、君山二魄——钟相杨幺

　　钟相杨幺起义指的是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公元1130—1135年)，在南宋农民起义战争中，湖南义军首领钟相、杨么等率众于洞庭湖区连年抗击南宋官军围剿的战争。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退兵，谋偏安江南。时金军紧逼南下，宋溃军沿途剽掠，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繁赋重，激起江南民众纷起反抗。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民钟相帅先聚众起义，抗击溃兵游寇集团抢劫，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得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县、长沙、岳阳、沅陵)等州19县民响应。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溃军游寇集团孔彦舟部镇压，义军奋力抗击，初战获胜。后因孔彦舟遣间混入义军作内应，钟相不备，被俘杀。钟相牺牲后，数十万义军在杨幺、夏诚等率领下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濒湖设寨，兵农相兼，继续与官府抗衡。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军乘车船、海鳅船攻夏诚水寨，于下沚江口(今湖南汉寿东北)被义军击败。义军缴获官军车船后，广伐鼎、澧地区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车楼大船，严密设防，陆耕水战，既取得水战优势，又获田蚕兴旺，实力日益增强。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杨么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自号大圣天王，重建楚政权。

　　在岳飞招降政策下诱惑，义军大首领杨钦、刘衡、金琮、刘诜、黄佐等相继出降，惟杨幺、夏诚等仍据寨自固。岳飞知湖深莫测，乃纳杨钦献策，遣人开闸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并于湖面散放青草，以破义军车船优势。后以杨钦为向导，进围杨幺水寨。杨幺率水军出战，因水浅，车船机轮又被草缠住，滞不能行，被官军击败，各个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后相继6年之久的湖南农民起义被镇压。

钟相

　　钟相杨幺起义是一次大规模农民义军抗击官军的水上攻防战。杨幺等率领义军据守洞庭湖，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巧旋疑兵，以车船优势连年屡败官军前后坚持6年之久，粉碎了敌人7次进攻。后期，因岳飞率重兵围剿，遣间诱降诸寨首领，致义军分化瓦解，被各个击破，但起义军的行动，却给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杨幺起义军在水军的建设和作战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在战船建造方面，始终把速度和机动摆在突出的位置，无论是车船，还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击能力;在建造车船时，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结合，以适应在各种水文地理条件下的作战。在作战指挥方面，起义军擅长于调动和迷惑敌人，发挥水军优势，予敌以突然袭击。 南宋初年，鼎州(今湖南常德)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起义军坚持近6年，鼎盛时势力波及洞庭湖地区7个州所属的19个县。传统观点认为这次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迫使朝廷先后7次镇压，并派20余人前往“招安”，给偏安江浙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击。

　　1130年，钟相利用摩尼教起来反宋。摩尼教又称明教，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唐代宗时传入中国，武宗时开始禁止传播，此后一直处于秘密传教状态。五代后梁时期陈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腊，都曾利用它发动起义。钟相向群众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责贱，均贫富。”这对当时的贫苦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钟相的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40万人。那么钟相是否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呢?事实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战，立妻尹氏为皇后，子钟昂为太子，仿宋王发布圣旨。大楚政权建立仅40余天钟相被杀，继任者杨幺又建立了新的大圣天王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还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钟相的幼子钟义被立为太子，自杨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政权还设立职官，官员的名称、服饰、仪仗规格都与南宋朝廷一样。杨幺和钟义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 “等贵贱”俨然已是“内外有别”，“均贫富”又是否实现了呢?钟相曾许诺“凡入法者”，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给广大的贫苦百姓许下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实际上，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起义发生后，双方长迭6年的交战更加剧了对这里的破坏。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义军无河捕鱼，无地耕作，粮食严重短缺。宋将程昌寓甚至“决堤四百丈”，淹没起义军占领区的大片农田。岳飞的剿杀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断起义军运送粮草的要道，禁止百姓与起义军间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起义发生的这几年又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田畴荒芜”，“水乡荒索”，“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许多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均贫富”是要实现生活的改善，但农民却更加困苦，不仅没有“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抛妻弃子，流离失所。起义军为了阻止程昌寓驻守鼎州，不惜放火烧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全城房屋尽为灰烬，鼎州一片废墟。岳飞镇压起义时，为绝后患，也下令放火焚烧洞庭湖30多个水寨，这对当地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义被镇压后，岳飞下令给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粮，允许他们回乡耕种。经过50余年，这里环境逐渐得到恢复，明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实现了“田蚕兴旺”。

杨幺

　　9、大顺永昌——李自成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杰出的军事家。原名鸿基。 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顺治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考察地形，李自成神秘消失(一说战死，另有出家之说等)。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 童年时给地主牧羊(一说家中非常富裕)，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 十三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 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由于起义军领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迫害吴三桂的家属。逼反吴三桂，满洲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永昌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考察地形，李自成神秘消失，李自成余部降清后，又反清，继续抗清斗争。

　　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重新起义，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1月)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1642年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10月在河南郏县败明陕西巡抚孙传庭。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3月，洪承畴降清。11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36万人。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3月，杀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4月杀叛将袁时中。5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突破宁武关，杀守关总兵周遇吉，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地，明朝官吏姜瑞、王承胤纷纷来降，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甯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率军，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李自成下令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据说李自成进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口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国内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白银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彻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4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5月在江西再败，于1645年神秘消失。

　　10、天王第一——洪秀全

　　洪秀全(1814.1.1—1864.6.1)，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参见太平军北伐、太平军西征)。咸丰六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遂密诏(一说无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次年，石达开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诸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病卒。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洪秀全祖籍广东，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乡试都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是25岁(1837年，当时把出生之时当作1岁)了，受此打击回家以后重病一场，一度昏迷。病中幻觉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此时，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6年后的1843年春天，再一次参加了广州的乡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这时，洪秀全翻阅以前在广州应试时收到的基督徒梁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把书中内容与自己以前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索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洪秀全说：“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洪秀全尊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不过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跟主流的基督教在教义上相差甚大，洪秀全自称耶稣之弟，天父之次子，下到人间来替天行道。太平天国天王玉玺洪秀全最初在广州附近传教，但未取得很大成功。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转至广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下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5年至1846年间，在家乡的洪秀全写下《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作品。1847年初，洪秀全在广州的一所基督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曾要求受洗，但教士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而拒绝了。洪其后再到广西会合冯云山，并陆续制订拜上帝会的规条及仪式。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日渐加深，洪秀全等人在1850年决定反清，加紧准备。会众在下半年间陆续前来金田团营，在1851年1月正式宣布起义，揭竿而起。

　　1851年初，洪秀全称天王，建太平天国。1852年太平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1853年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冯云山、萧朝贵已死，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主张把四书五经列为禁书，杨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让步，后者只好同意四书五经在修改后可以刊印流传，然而，直至太平天国灭亡仍未曾刊行。后来洪秀全又修改《圣经》，按照政治上的需要及个人喜恶改动内容，在太平天国内颁行。 　　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矛盾日渐加深。洪秀全知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秦日纲对东王不满，在1856年密诏三人诛杀东王，9月发生天京事变，东王、北王与燕王先后被诛。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主政一段时间，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石达开不满。1857年石带领大军出走，脱离天王指挥。自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洪秀全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太平天国却开始走下坡。

　　1864年3月，天京合围后，城内粮食不足，洪秀全带头吃“甜露”(草团)充饥，因而致病。1864年6月1日(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病逝天京(清方记载称自杀)，清军在城陷后将他的遗体毁掉。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他说：“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30年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引起深入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说。杜经国认为：西方的真理就是资产阶段民主主义，洪秀全开始向西方只找到了一个“皇上帝”，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毫不相干。到后期，他越来越倾向于宗教迷信与封建特权，因而更不能转向资本主义。王凡也认为：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他“发动革命所采取的舆论说教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洪秀全的“平等思想并不是随着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这种观念在中国古典经史上早有记述”，它“同西方的平等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洪秀全在政权建制及政治观念方面也是与近代西方背道而弛的。

　　二、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说。苏双碧认为：洪秀全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尽管“在洪秀全的思想领域中，既有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浓厚的、传统的封建色彩”，但“他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崭新的农民革命纲领，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在历史的进程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不承认这些，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赞成洪仁玕指出的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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