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始终把以德治官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治民先治吏成为共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风纯正、官吏清廉是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吏“清”、“慎”、“勤”，使对“官德”的考察在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占主要地位。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周礼》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指的是考课官吏的六项标准，“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善”、“能”、“敬”、“正”、“法”、“辩”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按《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当时三年对官吏进行一次考绩，考察他们的德行与能力。

      “德行”在《周礼》中指的是“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西周春秋就已出现。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实行三年大比制度。春秋时期著名革新家管仲把“清洁于货”(《韩非子·外储说》)作为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而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考课制度初具规模，“六廉”标准系统呈现，反映出国家考课制度注重官吏的品德与能力并举，而又首重品德的特点。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强调“垂法而治”。虽根据不同的职务和职事分别制定了考课标准，但仍通过制定法律规定所有官吏应当具备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敦促官吏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肖人聶心，不敢徒语恐见恶。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强调的是官吏应该廉洁自律，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事，不徇私情，决不能为人情所阻碍，要为人正直正派，胸怀正气，为民表率。

　　汉承秦制，虽有发展仍一脉相承，考察官吏亦不出品行、能力两方面。汉代官吏选拔与考课不分，考选合一，许多选拔官吏的标准亦即考核晋升官吏的标准。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由此可见，德被置于选官考察的首位。而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的官吏职务规范更是对官吏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魏晋南北朝是大混乱大分裂时期，皇权相对弱小，但考课制度仍然存在，而且独具特色，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官。晋武帝颁五条诏书作为管理和考核官吏的五条标准，“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晋书·武帝纪》);西魏文帝时发六条诏书：“一曰先修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北史·苏绰传》);北魏孝文帝曾规定：“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魏书·高祖孝文帝纪上》)不难看出，品行要求首当其冲。

　　唐代的考课已经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统考评体制之完善居历代之首。唐朝统治者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第七》)，因此在考课制度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唐朝制定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标准，“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能力标准。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课，《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上述考核标准的顺序，充分反映出唐朝首重道德品行，而才能绩效居其次的考课取向。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制度上均有变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袭唐代旧制，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中有关品德标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明史·选举志三》)其对为官者的道德品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清代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标准。

　　总之，中国古代在对官吏的考课制度中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并凸显德的优先地位，特别注重官员的清廉节操。通过褒善惩恶、奖优罚劣，来保障职官队伍的活力和效率，其中一些规定和做法，至今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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