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为什么拒绝马戛尔尼?
时间：2016-11-03 08:57:40 阅读：(343)
【1】天朝遭遇国际法
为了扭转逆差，还在乾隆朝时，英国就派马戛尔尼到中国来了。
没想到，双方发生了一场争执，乾隆说，天朝应有尽有，无需贸易。
为什么会起争执?是英国人不懂礼，他们没有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回英国后，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谈到“礼仪之争”时，说：中国人称这个礼为“叩头”，它包括双膝下跪，前额碰地九次，还有什么礼节比它更下贱呢?
是不是世界已经进入了“外交”时代，而中国还停滞在天朝体系中呢?
有人说，当时的英国也没有进入“外交”时代，因为，过了三年以后，英国思想家伯克谈起“管理或处理国际关系”，才开始用“外交”一词，使“主权平等”的“外交”原则在英国确立起来。也就是说，马戛尔尼来中国时，并没有带着主权立场和外交原则来，所以，“礼仪之争”，还不能算作主权国家与天朝体系的冲突，亦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误解，而是“两个扩张帝国”的霸权之争。
此为一说。然而，果真如此吗?我们知道，早在1648年，欧洲为了结束三十年战争，交战各国聚集在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召开国际会议，签订并确认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法体系。
虽然均势并不巩固，但和约确定的“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却很牢固。
此后，欧洲战乱频仍，但战争的质已改变，各国不再以宗教名义以神圣原则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战，无论各国如何纵横捭阖，却无不自称忠于国家主权，奉行各国平等。
构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基本原则，现在看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国家主权至上，教皇神权退出，民族国家以国际法替代了神权。二是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和约涉及领土划分、战争赔款等复杂问题，各国以国际会议方式有效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从此召开国际会议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模式。三是关注人权问题。和约对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以及为战争受难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也提出了国际化的解决方案，为后来的日内瓦公约作了准备。四是对违约国的集体制裁以及协约各方一致行动原则。和约规定，参加协约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侵害，如有侵害，协约各方必须站在受害者方面，为受害者提供支持，还击侵害者，并对侵害者施以集体处罚，这就使该和约成为了国际法的摇篮。
英国是“三十年战争”参战国，也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缔约国，到了马戛尔尼时，英国已经在这个体系里待了一百多年，说此时的英国还没有主权立场和外交原则怎么也说不过去。“礼仪之争”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合法问题，是用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来挑战中华天朝帝国。
世界近代史开端
我们知道，中世纪，东西方有三大帝国，东方有中华天朝帝国，西方有神圣罗马帝国，中间有奥斯曼帝国，“三十年战争”，就是欧洲新兴民族国家，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正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结束了这场战争，也正是这个体系的出现，促使民族国家兴起，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尽管在“三十年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同法国结盟，也参与了战争，也想来瓜分神圣罗马帝国，但这个体系在解体了神圣罗马帝国后，不仅没有给奥斯曼帝国留有位置，而且反过手来收拾奥斯曼帝国了。
马戛尔尼来东方了，他没有带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而是带这体系来了，带来了国家军备，还带来了国家主权，不是那种划界自守保境安民的收缩主权，而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向全球扩张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扩张主权，我们称之为“强权”或“霸权”，很有点像春秋时代中原各国的盟约霸权体系，而西、荷、英、法诸国，亦颇似齐、晋、秦、楚之流了。周天子虚政与教皇神权退出政治何其相似，周朝式微而周礼行于天下，神权退出而传教遍及世界，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列强以神权扩张主权，周礼有如国际法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满清满口春秋大义，其实不知春秋时代为何物，以为春秋大义就是大一统，而不知其为国际主义，惟以大一统之天下自居，而鲜知其为国际法的功能和意义。
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也在挨宰，连教皇都放下了神权，惟有大清朝的皇帝还在天下观的美梦里发呆。近代世界，看上去很像中国春秋时代。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建立以来，至今已有三百余年，为各国解决了多少矛盾和争端?在此和约的基础上，各国于不同历史时期，又签订了许多条约，建立了一些新的体系和国际组织，包括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但是这些体系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超出此和约规定的国家主权至上及其独立平等的范围，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都在此和约的原则和框架内，可以说，此和约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奠基石，联合国就是在这块基石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看一国的历史是否属于近代，要看它在政治上是否向民主发展，在文化上是否向科学发展，在经济上是否向自由贸易发展，在国际上是否向主权国家发展。以此为据，我们来看世界近代史的发端，眼光从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在关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不妨也关注一下处于同一时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由此体系确立的国家主权和基本人权、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不是以一国选择，而是以各国认同，不是以一国之法，而是以国际法，为世界近代史开端，较之以英国一国革命为开端，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国际。
中国近代史是世界史，这样来看它，才能看得清，理得顺。十七世纪初期，是世界从中世纪转入近代史的关键时期。此次转型，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刚好在明朝万历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上，为近代化的生产方式和自由贸易做好了准备;文化上，为科学的兴起做好了准备;思想上，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当利玛窦带着欧洲启蒙思想对中国的认识和教皇赋予的传教使命来到中国时，中国已有了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杰出人物在等他到来。此时的中国，与欧洲是同步发展的。1640年前后，成为了世界的一个转折点，英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完成了转型，欧洲大陆以确立新教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为标志完成了转型，惟有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被北方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打断了。
【3】世界政治的老账
中国太大，南北发展不平衡，向近代转型，主要发生在江南一隅和东南沿海一带。清军入关后，北方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值得一提的抗战，都集中在江南和东南沿海，王朝抗战，民族抗战，还有文化抗战，交织在一起。因此，抗战失败，不光是王朝失败，还是民族与文化的失败，失败的标志，就是留了一根辫子。为了不留辫子，江南再度抗战，整个东南沿海都参与到抗战中来了，而北方却没有响应。江南人决不留辫子，就像马戛尔尼决不叩头一样。后来，英国人发动战争的一个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为了捍卫不叩头的权力而战。英国人战胜了，可以直面中国皇帝，而无需叩头。可江南再次战败，连江南人也不得不留辫子，那一点觉醒了的民族意识，本来是民族国家的萌芽，可惜被摧残了。
不过，从近代化倒退回去也不容易，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才一步步退回去。满清入主，在文化上可以被汉化，但不能被近代化，因为满清刚进入中世纪，而汉文化早已是中世纪的标准了。一个还在进入中世纪，一个却要走出中世纪，确切地说，走出中世纪，不是汉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最先进的一小部分，是江南文化和东南沿海文化。近世学者告诉我们，江南的生产方式里，早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的学术范式里，早就有了科学思想萌芽，胡适说清初考据学里已经用了科学的方法。
历史的倒退，也是逐步的。康熙帝首先要争取王朝胜利，所以，先放了文化一马，加上他胸怀很大，多少还能容忍近代化，这就造成了“清初之学大”。雍正朝，王朝已定，便拿文化来开刀了，大兴文字狱，杀向文人。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更是两手抓，除了搞文字狱，他还修书。修书是为了毁书，以修《四库全书》为例，纂修期间，毁书约三千种，六七万卷，与《四库全书》收的书大体相当，凡有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书，都在被毁之列，故此书告成之日，便是中国近代化全面倒退之时。
请注意，还是这位乾隆帝，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以天朝的傲慢，拒绝了马戛尔尼，看似面子问题，实有算老账的意思。那一本世界政治的老账，乾隆皇帝把它算到了英国人的头上。
明亡后，郑氏图谋光复，荷兰人盘踞台湾三十多年，被郑氏一举夺取。还在被围困时，荷兰人就请求清军救援，被撵出台湾后，仍派舰队驶抵闽洋，以清荷联军，先夺金、厦，再取台湾。但荷兰再也不能恢复它在中国海的霸权。本来，荷兰与清朝有约，联合攻打台湾，打下台湾后，清朝仍将台湾交给荷兰。但荷兰自退出台湾后，国力大伤，又与英国战于大西洋，再也无力顾及东方。
荷兰立国，以东印度公司为支柱，该公司曾经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两条财路，一以台湾控制台湾海峡，一以噶逻巴控制马六甲海峡。郑成功收复台湾，使荷兰失去台湾海峡，断了一条财路，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又夺走了马六甲海峡，这两条财路一断，荷兰就衰落了，其海权，从东到西，被英国一一夺去。荷兰助清军攻克台湾，却无力来讨要，因为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又在大西洋把荷兰打败了。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欧洲时，乘船经过香港和新加坡，他专门上去考察了一番，对英荷两国治理殖民地做了比较。他说，荷兰踞南洋各港口，“专事苛敛，以济国用”，而英国却“以本地之财，济本地之用”。以英国在印度和澳大利亚为例，每年收入逾万万，都没有拿到英国去，而是用来建设本地，“使其人民共之，故无怨者”。因而，“苏门答腊各小国，乐以其地献之英人”。
他还有一个发现，发现英国人得到华侨拥护。当年，郑氏驱逐荷兰，令旗行于南洋，华侨闻风响应。而英国，亦正与荷兰人争夺海权，从西洋打到东洋，当然要支持郑氏集团。据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就用了全新的英国大炮，其战法，亦与英国海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相似，其结局，成为东西方海权转机，至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始衰矣!从此，荷兰与清朝缔约，誓灭郑氏，英国与郑氏结盟，夹攻荷兰。郑氏亡，但华侨仍在，便转而支持英国。乾隆年间，荷兰人在噶罗巴对华侨大屠杀，酿成“红溪惨案”，乾隆帝并未谴责荷兰人，反而说死难华侨是“天朝弃民”，继续与荷兰人通商。
荷兰屠杀华侨，实与清朝联手。清朝知其祸患在海洋，但其视野所及，并非西方列强，而是中国民间海权，因为明末反清运动的动力就来自海上，后来孙中山也发动于海上。当时，满人与西方列强一样，都是入侵者，满人来抢国土，列强来夺海洋，面对这样两个入侵者，中国民间奋起，为海权而战。可以说，中国民间海权，是近代以来共和国兴起的根源，“反帝、反满”，即由此发端。
到了嘉庆帝，英国又派使来，这位皇爷，不仅傲慢，而且无礼，还格外小气，气歪了英国人的鼻子。看上去，皇帝一再拒绝与英国贸易，其实并非贸易问题，而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也许英国人自己都忘了，他们曾与郑氏王国结盟，可朝廷没有忘记，清朝皇帝比我们想象的更懂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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