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焚书令”缘何到了汉惠帝才被废止？
时间：2017-03-28 14:22:50 阅读：(358)
公元前213年李斯建议秦始皇发布“焚书令”。这项法令直到公元前191年才被废除，但《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的是“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根据注释“挟”就是“藏”的意思。可见在秦始皇死后，他的这个法令已经被编为“律”，说明杜周所言“前主所是著为律”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为诸生、方士议论自己，认为“乃诽谤我”；并且经审讯认定诸生中有的“为妖言以乱黔首”，下令“坑杀”，并制定了“诽谤”、“妖言”令。后来汉朝初年，公元前187年废除“妖言令”；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律”。可见，并非所有的令在皇帝死后都改称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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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的名言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有意识任用一些“酷吏”来担任司法官员，威吓贵族与百官。其中有个叫杜周的最为著名，他足足当了11年廷尉（朝廷主管司法审判最高级官员、名列“九卿”），打破了西汉皇朝自成立以来廷尉任职的时间纪录。在他任廷尉（公元前109年）以前，西汉皇朝一共曾经任命过30任廷尉，平均任期为3年零2个月。即使是像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官张释之，也不过在汉文帝时担任了7年廷尉。后来杜周还被汉武帝提拔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杜周这人不爱多说话，看上去一副忠厚样子，实际上为人刻薄，是由著名酷吏义纵、张汤等人带教出来的又一个酷吏。徒弟当了主管司法的廷尉，在审理案件时，揣摩被告是皇帝打算排挤的人，就有意罗织罪名，判处重刑；揣摩被告是皇帝打算宽大的人，就故意长期关押不做处理，等到时间长了就向皇帝报告请求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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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不惯杜周这样揣摩皇帝意思的办案风格，当面指责他说：“你身为天下持平的廷尉，却不按照三尺法（秦汉时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木简上，因此号为三尺法），专门以皇帝的意旨来办案，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杜周却说：“三尺法是哪里来的？前主所是著为律（以前皇帝颁布的叫做‘律’），今主所是疏为令（当今皇帝颁布的叫做‘令’）；只要是皇帝现在的意思就是法律，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法律！”
由《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记载的这一段对话，长期被法史学家们认为就是秦汉时代法律专制主义的表现，律和令没有差别，都是皇帝的旨意。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称帝，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蔡邕《史记集解》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本来意思就是皇帝的命令指示有制、诏两种，制是关于制度方面的命令，诏是告示质的命令。可是很容易被误读为“命”就是“制”、“令”就是“诏”。这样一来，就更加深了君主命令就是法律的印象。
诏、令之异
仔细体会司马迁在《杜周传》里那段对话的语境，可以发现司马迁是将杜周的话作为曲解律令质的一种狡辩来引用的。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的普遍概念里，律、令作为“三尺法”的体现，和皇帝的制、诏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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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的时候，“令”在作为名词使用时就是单行法规的意思。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法律文件《语书》中说：“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意思就是，因为法律不够完善，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布“令”来补充。
秦汉时期皇帝发布的“诏”或“制”，在皇帝认为有必要制定为一项单行法规时，会特别提示丞相、御史大夫将他的指示“具为令”，将皇帝的指示精神具体列为法条、提出法规文本的草案。如果皇帝的诏书本身就已经相当具体，就会要求丞相、御史大夫“著为令”，直接将诏书改编为法规。大臣也可以向皇帝提出立法的建议，拟就的草案经皇帝批准，“诏曰可”，就成为一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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