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什么样的 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场景
时间：2021-04-01 12:59:41 阅读：(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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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魏晋南北朝荒唐又美好，原因在于融合了古代中国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中的三个基本要素：身、孝、情，分别对应着魏晋南北朝人在历史大震荡中，对自我、他者、世界及其关系的求索和认知，也有对真知、真相、真情的渴求和仰慕。真，就是魏晋南北朝人的自我立法和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核。
群体的魏晋南北朝荒唐有美好，原因在于汇通了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渊源的三个宗教：儒、释、道，整体映照着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儒家刚健奋发、忧患意识、慷慨悲凉的英雄主义;道家通达超脱、解构反抗的自然遵循以及佛家空无之义和向死而生。
因此，个体的魏晋南北朝人和社会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荒唐又美好，即升华为所谓的魏晋风流美学。
汉末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是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堪的400年，由于各种社会被情势和政治背景的变化，凸显了生命的可贵与美好，因此，在这个荒唐又美好的时代中，“活着”和“如何活着”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
其一，是各种天灾的肆虐和蹂躏。史书中多有“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少半蝗灾，流人数十万”。从历史的罅隙中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还是瘟疫最为集中爆发的时期，仅汉末70余年，就发生瘟疫17次。连一代药圣张仲景也无奈哀叹“余族素多，向余二百，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思很简单，就是我的族人想来很多，但是瘟疫发生后只剩下200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因瘟疫而而死亡的占到七成。如此严重的瘟疫情形，无怪乎张仲景能够根据医术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瘟疫横行，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大夫都不能够幸免，在“建安七子”中就有徐干、陈琳、刘祯等4人死于瘟疫。
其二，人祸的屠戮。在各种人祸中，以战乱尤甚，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生不如死。从汉末董卓治乱开始，到三国鼎立，可谓城中尽空，道无行人。历数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黄巾之乱，群雄逐鹿，三国争雄，魏晋禅让，八王之乱，南北禅代，此400年间，几乎每一场战事都伴随着对生命的杀戮和掠夺，人在其中，苦不堪言。曾有学者统计，汉末桓帝时有人口5000多万，但是到了三国时期仅剩下700多万，人口的损毁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荒唐又美好，其实是相对于读书人而言的，天灾和人祸对所有人虽然是无差别攻击，但朝代更迭、庙堂党争中对士人的杀戮尤为可怖。其中汉末士人与宦官、外戚的斗争极其惨烈，捕杀士人100余人，牵连死、徙、废、禁700余人，逮捕太学生1000多人。
曹魏也杀士人，无所顾忌，肆无忌惮，曹操杀孔融，连其七岁女儿都不放过，可谓斩草除根。晋杀士人，司马懿的后人为了篡权曹操的后人，诛杀曹爽、何宴、夏侯玄、李丰等数十名士，且都是诛杀三族，可谓天下名士屠戮一半。南北朝杀士人，连谢灵运、崔浩这些名垂千古的大才仍不可幸免。
人是灵长动物，大规模的死亡和杀戮，留给生者的，是如草芥一般的生活，乃至无力感和虚幻感，当一切人间伦理都无所凭仗时，精神信仰和生活信念开始坍塌。生存和死亡，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最基本的生活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向死而生”要求魏晋南北朝人必须随时从容面对死亡，这种高压和摧残使得人们面对生命及其意义时的思考也变得更加真实和接近本质，由此，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以身、孝、情为经度和儒、释、道为维度的生命美学，荒唐又美好，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
参考文献
《论<世说新语>》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风度中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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