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提出士农工商的本意是什么？“士农工商”真的是等级制度吗？
时间：2019-09-18 14:26:59 阅读：(138)
管仲提出士农工商的本意是什么?“士农工商”真的是等级制度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管仲曾在《管子·小匡》中写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石民的意思是，作为国家柱石的人民，而士农工商则是指读书人、农民、百工和商人。很多人都会把士农工商理解为，古人是按照社会等级把这四类人以作区分，其中有文化的人最大，经商者最次。实际上管仲这样说，是指治理国家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如何安定天下。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士农工商的历史背景，一起来了解下吧。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四民制度贯穿始终。所谓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即士、农、工、商，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贱民”，他们比四民阶层更低，归为“贱籍”阶层。四民是古代中国政府对于平民职业的基本划分，同时它亦是国家百姓的总称，可以说，四民就是国家的基石。不过职业的种类极多，为何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专门将平民们划分为士农工商呢?
“四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其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於管子。”顾炎武认为，齐国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农工商”说，所以四民制度起源于管仲，而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管仲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四民”制度是变法中的一部分，而这也被认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实践。除管仲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人提出士农工商说，比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荀子·王制篇》里也有按照士农工商排序的说法。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者”，与后世的“士农工商阶层”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当中的“士”，不是读书人，而是军士。其次，管仲的这一政策是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并按照其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里的划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并没有尊卑之分。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是说四民都是国家基石，不可或缺。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社会并不轻视商人。在殷商时期，人们十分热衷于从事商业，商人之名由此得来。在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吸取商朝灭亡教训，认为商人过度热衷商业，荒废农业，导致国家不稳，最终灭亡。于是在周朝以后，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断打压，名义上的地位与奴隶等贱籍无异，被其他阶层鄙夷，比如《逸周书·程典》载：“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然而管仲在提出“士农工商”说的时候，虽然将商放在最后，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贾出身，而在他的变法当中，他极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还颁布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国策。所以说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没有问题，但若是将导致古代中国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冤枉。
在春秋战国以后，士大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官僚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秦亡以后，汉朝奉行儒家学说，汉武帝更是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军人被划分为军籍，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神童诗》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被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直到现在依旧被人传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极度重视农业。秦《田律》规定：出现旱涝蝗虫等灾情以后，各地官员须立刻书面报告情况，即使风调雨顺，官员也需要统计好各地的降雨状况以及收成情况。《仓律》专门以律法规定种籽入仓、存贮、检验、出仓等程序以及亩播种数量。《戍律》规定一户不准同时征调两个以上劳动力服役，违者罚交两副铠甲，就是为了保证不干扰农业生产。《仓律》还规定从事农耕生产官府奴婢，二至九月农忙时节，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粮，以激励人们从事农桑，确保农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名义上自然要给予农民较高的地位。
从对于经济的贡献来看，商人显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统治者却有自己的考虑。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像管仲一样出身商贾，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贾，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汉书》中就主张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商人较强的流动以及它对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业对于繁荣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依旧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后世对于四民制度的重新构建，士农工商从对于平民的划分转变为尊卑排序。在户籍制度出现并完善以后，四民制度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概念，不过统治者显然是需要这种概念的。统治者需要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且士要在最前面，以体现示人阶级的特权和地位，农则紧随其后，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所以还要排在农后面。而商贾在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归为“四民”当中的“贱籍”。所以，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亦是统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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