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海上对外贸易思潮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有哪些特殊含义？
时间：2021-09-24 10:10:35 阅读：(490)
明朝时期的海禁制度有时紧有时松，但海上贸易思想却是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的。下面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朝之前的传统对外贸易思想大多以代表政治目的的朝贡思想为主，明初的贸易思想对此因循延续，海禁成为主流。然而现实有它自己的发展轨迹，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私人海上对外贸易在困难重重中屡禁不鲜，朝野上下皆有呼吁政府改变海上对外贸易政策的声音。这些思想从各个角度出发进行论述，更有有识之士已然认识到当中经济规律的作用。一种反应民间资本扩张需求和代表商人利益的外贸思想出现，强调应站在富国强兵的高度开放海上对外贸易。于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发展到明朝，产生了质的变化。
与之对应的另一方，也一直以重农轻商、倭患不绝等作为理由不断与开放贸易思想争论。海禁时紧时松，海外贸易思想却一直不断向前发展。
一、明前期朝贡思想主导下的异议
明初，朱元璋在经历了短暂的开海后，基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考虑，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同时在法律中规定海禁，并不许后世改变。于是乎，朝贡贸易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方式。然而经济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
一方面，朝贡贸易对交易对象、交易方式和交易内容等种种严苛的限制，贸易双方无法完全实现互通有无的贸易目的。而且朝贡活动本身“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思想内涵，导致其根本不是真正具有经济意义的商品交换行为，非常消耗国家财力，国家财政的经济负担因此加重。
接着丘濬通过对明朝之前的市舶制度进行一番考证后，得出“市”指的是交易。而“舶”指的是利用海船来运输和交易货物，市舶司的设置目的应该是互通有无。
因此他认为相比之下，明初设立的市舶司只是单纯用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只有政治意义、却无经济价值，徒有其表、名不符实。所以在功能上，明初的市舶司远远不及宋朝的市舶制度，应当恢复它管理商舶、收买舶货和征收舶税的经济功能。
在丘濬的理论中，政府对民间开展海上对外贸易的管理应该是非常宽松的。百姓出海，只要事先禀告市舶司船舶大小、所带商品、目的地和返期等相关情况，并保证不携带违禁物品即可。这种思想哪怕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很接近后世的“自由贸易理论”。
最后丘濬考察前朝历史，驳斥了民间海上对外贸易“恐招边患”的说法。他认为海上各国例如暹罗、爪哇等，与中国远隔，从古至今大都未曾侵犯中国边境，并不构成威胁。
虽然日本常有倭寇侵犯中国沿海，丘濬的海外贸易思想能从经济学的观点，客观地分析明初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情况，并意识到了经济规律在当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其中一些想法未免比较幼稚，但在当时“重农抑商”为主流的思想领域中却实属难能可贵。然则，终明一代，丘濬的理想都未能实现，即便是在隆庆开海之后，政府对海上对外贸易的管理都是比较严格的。
二、明中期开海与海禁之间的争论
对于嘉靖年间这场战争的质史学界看法不一，但其中包含的民间反对海禁、希望获得自由贸易权利的意愿却是不容怀疑的。事件本身与当时是否应该开放私人海上对外贸易问题密切相关：海外贸易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寸板不许下海”的祖宗之法是否应该改变。
当时的人们就这些问题产生了争论，分为开海和禁海两派。但主张开海的人中，有主张开关纳贡的，也有主张直接开放民间海上对外贸易的。在主张禁海的人中，有主张闭关的，也有不同意闭关的。
1. 禁通番，严剿杀
当时持“禁通番、严剿杀”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万表、归有光、冯璋、胡宗宪等。他们首先认为私人下海通番就是“嘉靖倭寇”的罪魁祸首。“驰禁导寇”是他们的主要观点，作为一个贤明的皇帝就不应该被物质利益所诱惑，而一旦开放私人海上对外贸易，后果将不堪设想。
胡宗宪等人则从海防的角度入手，主张以海禁御倭。所以，持“禁通番、严剿杀”观点者极力推崇明政府死守祖宗之法，必须进行严苛的海禁，严厉禁止民间海上对外贸易。同时还建议通过对沿海地区居民实施保甲和连坐、对通番海商进行严酷的剿杀等方式，来保障国家利益。
2.复市舶，改朝贡
要改变当时倭患不绝的局面，持“复市舶、改朝贡”观点者提出应该改革朝贡贸易制度。他们提出，明政府必须重视市舶司的经济职能，市舶司职能应该并不仅限于政治目的为主的朝贡工具。
钱薇认为，市舶制度不仅仅是让外国人获得中国商品，外国商品同样也为中国百姓所需要，“夷物亦中国所需”。因此明政府完全可以从市舶交易中获取经济利益，应该把这种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加以利用。
这里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是朱纨，不少学者把他列入禁海派的代表人物。而实际上，朱纨在处理日本朝贡使臣的事宜中就曾明确表示，通舶和海防不是一回事。
朱纨的禁海，正是为了维护朝贡作为明王朝的合法海外贸易的地位，因此他不同于归有光之类的单纯海禁派。从根本上来说，他是开海派。朱纨的海禁主要打击的是私通倭寇的沿海豪门大户，从而保证开关纳贡的顺利进行。
虽然持“复市舶、改朝贡”观点者依然主张严厉打击私人海上对外贸易，死守祖宗之法不放。但他们意识到了海上对外贸易的经济价值，主张改革朝贡贸易和市舶司制度，较之“禁通番、严剿杀”观点者还是有进步的。
3.开海禁，通有无
到嘉靖初，明政府一再与葡萄牙商人在广东沿海发生武装冲突。时任广东巡抚的林富也提出，“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蕃舶不至，则公私皆窘”，要求中央政府允许“通番舶”。他认为，允许民间海上对外贸易对于明政府和百姓而言都是好事。
三、四利说
林富还对改革的原因进行论证，提出了“四利说”：第一，对来中国贸易的蕃舶进行征税可以增加国家的中央财政收入，“足供御用”。第二，除了征税外，还可以利用进口的蕃货充当军饷，“以备不虞”。
第三，两广地区中广西一直财政匮乏，如果广东因此增加收入，则可以支援广西，“临时调剂”。第四，开通对外贸易可以让广东百姓自给自足、衣食无忧，“可以自肥”。
当然，在林富的“四利说”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没有讲明。对于广东的文武官员来说，当时的工资大多以蕃货替代。这样广东官员作为海上对外贸易的既得利益者，海禁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当然不愿意看见全面且彻底的海禁。
林富的“四利说”主要是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扩大军费来源等方面，来论述开放海上对外贸易的必要。不过，无论是直接进行改革的吴廷举，还是对此进行理论论证的林富，其要求远不及之前的丘濬“民自为市”中的自由贸易思想。林富等人只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允许外商到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就够了。
而他们的愿望在隆庆开海之后便得到了实现，海澄月港的局部开禁和督饷馆的成立，给福建带来了可观的兵饷收入。作为持“开海禁、通有无”观点的代表人物，唐枢从嘉靖年间倭寇禁而不绝的现象分析入手，认为嘉靖倭寇的主要原因是海禁，而处理海寇问题应该尽快开放海禁。
在他看来，所谓海寇都是由原本从事私人海上对外贸易的海商转化而来，而其转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明政府严苛的海禁法令，海禁逼使“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针对这样的局面，他认为“寸板不许下海”的祖宗之法必须因势而改。
同时，他进一步论证指出，私人海上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非常有利。一方面，它可以保证“开市必有常税”，通过征税来保证国家的军饷问题。另一方面，开海可以保证原有广大私人海外贸易的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此持“开海禁、通有无”观点者强烈呼吁明政府开放私人海上对外贸易，认为开放海禁远比镇压海商来的重要和迫切。可以说，唐枢等人清楚认识到了嘉靖倭患的深层次原因，认清了私人海上对外贸易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结语
明前期人们对于海上对外贸易的思考主要基于政治现实的思考。但可能正是因为清楚认识到海外贸易背后的政治含义，反而使他们忽视了其中真正的经济价值。
而明中后期一些知识分子的开放思考虽然并未能到达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标准，但对于当时的海洋实践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思考海洋所带来的问题，也不断尝试在实践中去解决矛盾。
尤其是嘉靖之后，官员尝试的努力几乎每朝都有。这些努力虽然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中力量微弱，但也无法轻视其对明政府海外贸易管理立法的影响，以及它对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乃至社会经济潜移默化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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