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和珅，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大的贪污者，人们的研究实在已经够多够细了。不过，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珅火箭般蹿升中体现出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珅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闻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蔼地和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说，他26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珅，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了，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说自己18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能，于是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恰似王熙凤之初见小红。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赏年轻人的干练和活力，皇帝试着派和珅办了几件事，和珅的机敏达练、善解人意表现得淋漓尽致，皇帝大喜过望。乾隆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却挑不出和珅的毛病。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从此之后，他一直稳稳地高居政治最高层，从男爵到公爵，从户部右侍郎到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总揽之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过甚、恩威不测的乾隆帝，从来没有怀疑过和珅的才干与忠诚。和珅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姿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珅可谓全面发展，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而闻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珅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珅：“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珅去处理，和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便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华。这是和珅从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珅：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又有见解的，唯有和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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