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明清小说的繁荣，一大批眼光独到的文学评论家也应时而生，活跃在“书评”行业，如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和脂砚斋等。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或点评、或揭露、或修定、或丰富，极力的批点、评说古典名著，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史的新篇章，也使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批评更深入地了解到了这些古典名著的精髓和魅力。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金圣叹。

　　金圣叹（1608—1661年），字若采，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清初文学批评家，一生博览群书，评点古书甚多。他不仅节评了《国语》、《国策》、《左传》和稗官野史、九彝八蛮所记载的内容共计百余篇，同时还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统称为“六才子书”，准备逐一批注。其批评文字雅训、透脱、精妙，可谓“透发心花，穷搜诡谲”，“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篇”。金圣叹在书评行业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无人能与之抗衡，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书评家”。

　　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见解独到、“扛鼎”级别的书评家，还没来得及把“六才子书”逐一点评完，就莫名其妙的遭到了被杀头的人生恶运。金圣叹的朋友们对他的死感到惋惜和疑惑；反对他的人也觉得他“不以其罪”枉杀为憾；就连鲁迅先生对他的死也发表过感慨：“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那么，金圣叹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砍下脑袋，横尸街头呢？

　　金圣叹的死因，如果细细考究起来，恐怕就是死在了他的“狂”和“快”上。思想上有些“狂妄自大”，言行上追求“快人快语”，这是绝大多数有才气且个鲜明文人的共同特征。稍微狂些、快些，或许还能被封建权势和社会舆论所容忍；但如果这种“狂”和“快”过了分、超了标，尤其是逾越了封建社会中按部就班的社会秩序，不管你为人再怎么洒脱，才华再怎么绝伦，评点再怎么深刻，在别人的眼里就会成为一个落落寡欢、孤傲使气、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怪物。而金圣叹就是这样一个人。

　　“狂”是金圣叹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所在。金圣叹历经明清两代，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由于他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认识不够，恃才自傲，不拘礼法，写文章随心所欲，不按章法，所以没有当上官，没有为朝廷所用。作为一个一生不得志、不官不民的“草根文人”，金圣叹后来自己改名金人瑞，无疑是想对世人表明自己是一个鄙弃功名、追求逍遥的名士，很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委屈。仕途上的不尽人意以及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使他形成了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格。心中的苦闷总要通过一种方式进行宣泄，于是评书成了他精神依靠。他不但狂妄的把反映强盗小说《水浒传》抬高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的“才子书”地位，敢于冒文坛之大不韪的说道：“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之右！”最让人惊讶的他在点评《水浒传》时竟然大声疾呼：“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那个死水、浑水般的封建社会里，金圣叹能够一语道出“官逼民反”的王朝败亡症结所在，无异于发出振聋发聩的晴天霹雳。可能金圣叹当时正在狂妄的兴头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虽然没有直接骂皇帝，但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高俅是皇帝的亲信。如果说亲信是造成祸乱的根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什么角色呢？就冲这一点，金圣叹就不会被统治者所容忍。可能因为当时顺治皇帝正提倡学习汉文化，又觉得金圣叹见解深刻而且有些才气，所以对几个翰林院大学士说道：“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大眼看他”，即“金圣叹的著述，不是寻常文字，你们要好好看看，不能一概而论”。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赞誉，金圣叹的内心不禁激烈涌动，使原本就非常狂妄的思想更加膨胀，进而忘乎所以。

　　“快”是金圣叹被判死刑的导火索。金圣叹是一个说话做事不假思索、有着强烈表演欲望的快人。他的这种按捺不住、快人快语的个，如果在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来，顶多会被人挖苦一下、嘲笑几句也就算了。可在关键时期、非常事情上发作出来，如果再遇到一位不买他帐的厉害人物，那可就要遭殃了。清初顺治十八年，皇帝死了，留下了一道“整顿地方吏治”的遗诏。这本是例行的文告，大多是做做样子，可不少书生文人却想趁清廷整顿吏风之机，将贪赃枉法的县令任惟初扳倒。他们上书大揭县令的烂疤，想把他驱逐出苏州。谁知道以搜刮无度著称、人称“朱白地”的巡抚朱国治却有意偏袒属下，抓了五个带头闹事的书生，引起了公愤。第二天，一百多名文人到孔庙里向孔夫子哭诉，借机准备大闹一场。这便是清史上颇出名的“哭庙”事件。或许是不满官府的做法，或许是真心维护正义，或许是急于表现自己，那个曾经受到过皇帝表扬的金圣叹顺理成章的成了诸生的“首领”，很有一股子舍我其谁的气概。在没有认真考虑后果的情况下，金圣叹脑袋一热，亲自写了一篇抗议文章，发表演讲，支持诸生的“逐官运动”，并不自量力的要找凶狠残暴的巡抚朱国治“讨一个说法”。官府早就想收拾一下这个狂妄的文人了，金圣叹这次主动跳了出来，恰好自投罗网，结果遭到了官府的疯狂镇压，酿成震惊苏州乃至全国的“庚午哭庙大狱”事件。朱国治在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专人在江宁审讯，十八名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金圣叹作为造反头子，被“掌嘴二十，以倡乱罪处斩”。

　　孔雀因为长着翠羽而被网捕，猎豹因为拥有斑纹而被擒杀，这些本应当引以为骄傲的资本，却成了它们招灾惹祸的根苗。同样道理，文人的狂也往往是遭嫉致祸的根本。而金圣叹个上追求快人快语的秉，则加速了他由被嫉到被杀的进程。因为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和平请愿事件，金圣叹却轻松的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能不让人深思。其实，金圣叹的死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打击江南文人的反清思想，巩固满族政权造成的，他只是死于清朝统治者屠刀下的无数无辜者之一。

　　作为文人或者书评家，有些脾气，有些牢骚，这很正常。但根本没必要像金圣叹那样恃才傲世，目空一切，争强好胜，个膨胀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买自己所处的那个封建社会的帐。如果金圣叹能够像陶渊明那样心平气和的待在家里，一壶好酒、半碗浓茶，心态平衡，与世无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的评书，不但能够寿终正寝，还能给世人留下更多更精彩的书评，这比起他年仅53岁就因为“狂妄自大”和“快人快语”而毫无意义的死去，岂不更有人生价值？！

　　金圣叹固然玩世不恭，并狂傲到了置自己命都不顾的份上。但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相比，金圣叹则表现出了文人的另一种“骨气”。这种骨气，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是一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告白，是一种笑对死亡、从容不迫的态度。他的死，充分地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苏州的士子，不肯俯就，不愿委屈，以死抗争的豪迈英气，直让今天那些缺少钙质的知识分子为之汗颜。

　　金圣叹死后被葬于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的博士坞。不过，这位才子并没有因此而得以静静的安息。他的坟墓在“文革”中被无情地砸毁了，可能是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位佯狂佯颠、德行怪异的封建文人而已，这倒成了金圣叹的最大不幸。世人没有读懂他，理解他，反而让一颗永不屈服、睥睨权势的灵魂在青山绿水中无所皈依。这多少让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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