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慈禧太后晚年不太可能有“英伦之恋”
时间：2014-04-20 17:48:13 阅读：(27)
慈禧太后有过“英伦之恋”？日前，一本由曾经长期寓居北京的英国巴恪思爵士所写，描写诸亲王、军机大臣和后妃之间种种情爱，以及慈禧太后与这位男爵秘密情史的《太后与我》，在中国大陆引进出版，将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西太后又一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本自传体回忆录形式的“奇书”所讲是否属实?慈禧太后是否真的在晚年上演过一出“宫廷跨国恋”?学术界对于慈禧的“跨国恋”如何看待?本报记者围绕上述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
据现有材料慈禧不太可能有“英伦之恋”
在记者目前采访到的近十位在国内有着较高知名度的清史专家中，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否认了慈禧有过这么一段传奇的跨国恋。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清宫制度、社会风气、个人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慈禧不可能有这么一段跨国恋。从清代森严的宫闱制度就可看出，第一，非太监不能进入宫内，同治帝的天花病是在宫外患的，这反过来证实，偷情这类事件是绝对不可能在宫内发生的。第二，慈禧太后所居的西六宫，在故宫里环套森严，结构紧密，每一个宫门都有太监把守，任何人不可私自进入，官员也是一样，寝宫制度严格，不可能有外国人随便出入。第三，慈禧的每一次出巡都有大量的跟班，根本不会一个人偷偷地出宫。根据这样一些很明显的证据即可以证明，慈禧不可能和宫内、宫外的人密行苟且之事。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表示，《太后与我》这本书的大致情节通过媒体都已了解到，从这些情节来看，慈禧和英伦男爵的跨国恋实属捏造。清宫制度，为确定慈禧外遇与否的首要因素。清代的宫廷制度从明朝延续过来，有内廷和外廷制度，比如某个帝王某天去宠幸哪个妃子，宫廷都会有人作记录，门外也都有太监把守。因此，西方人和西太后书信交往都很困难，更不要说直接跑到后宫去找慈禧太后。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张华腾以唐代有关制度作比较认为，清宫的制度和唐代比大不一样——唐代是比较开放的，清代是比较封闭的。清代从制度上就要求慈禧太后不能像武则天一样做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人，不能随便在宫里就和谁发生感情。因此，清代的宫廷制度就决定了慈禧的外遇几率几乎是零。
除清朝森严的宫廷制度制约外，清朝的社会风气和慈禧的个人品质也是关系这段跨国恋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对记者表示，慈禧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么一段跨国恋的。而且，有关慈禧和荣禄、安德海、李莲英的恋情也都是虚构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清朝和唐朝不同，唐朝两关系比较开放，女穿着也袒胸露乳，但清朝受从宋朝就开始的“男尊女卑”影响，强调“从一而终”，并推崇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因此，从社会风气方面看，慈禧不可能像武则天那样在身边留下一些“面首”。
杨国强在谈到慈禧个人品质时表示，慈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当时同治帝认为慈禧是“严母”时，慈禧就声泪俱下地对太傅和大臣们说，他们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对得起祖宗。慈禧当时就认为，祖宗交给她的江山一定要守住，她对日常国事不懂的地方会不断进行追问。这样一个人，不太会出现那么丰富的感情生活。
对此，沈渭滨表示认同。他指出，慈禧是一个贵族，但并没看到史料记载中慈禧也有“面首”。慈禧两次垂帘听政后又都“还政”，表明了她的所作所为尽管误国殃民，但完全是为了爱新觉罗王朝。
对慈禧个人生活的研究还需加强深化
对于慈禧太后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认为，慈禧有很多问题可以来研究讨论，研究方向更多的应该是她的政治活动，以及她的政治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此，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璐告诉记者，慈禧的感情史研究现在应该还是一个空白，和她相关的传闻都没有证据得以证实。晚清的历史，目前很多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比如慈禧和这些外国人交往的具体情况，是私人交往还是国家事务;慈禧和西方列强之间到底是怎样交往的，如何接见来使，如何接见公使夫人，都有哪些国家的大使;慈禧在宫中是怎么活动的，都谈论了哪些内容等，这些问题目前都需要专门的研究人员来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沈渭滨在谈到如何研究历史人物时说，这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是这个历史人物的经历，从他出生到生命结束的过程要搞清楚;第二是这个人的作为，他做的哪些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哪些事不利于历史的进步，一个人的作为应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第三是确定一个评判历史人物功过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是道德论断，而且应该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一些什么;第四就是要坚持客观严肃的学风。
《太后与我》的学术价值尚需进一步考察
《太后与我》这本书的译者王笑歌曾表示，该书的文学价值远大于它的史料价值。
王道成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会对清史研究的学术圈带来多大影响，它只是本小说，没有办法从学术上对其价值进行评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表示，慈禧的跨国恋并不好认定，各种民间传闻都缺乏可靠的依据，因此不足为信。
刘璐告诉记者，很多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冒险家写的一些作品，都是大肆渲染以造成一个神秘的中国，因为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好奇心很重，加之出版商为了迎合低俗的阅读口味，就扯上些花边故事来编造，历史不是游记，不能相信一个冒险家的一面之词。就目前来讲，慈禧的感情生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尚难以认定，所以不能对《太后与我》这本书作出任何学术上的评价。
在采访中，也有历史学家告诉记者，当前史学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忽视对个人生活史的考察。他们指出，对历史研究而言，凡是存在过的历史现象，都有研究的价值。历史研究讲究“知人论世”。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每个人都有其物质和精神的欲求，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历史学家没有理由忽视历史人物的个人欲求和私人生活，因为它们是构类历史的基本元素，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统治者个人的喜好、情感生活甚至格癖好，就其影响范围，绝不仅仅限于他们本身，往往直接作用到当时的政治领域、社会习尚，甚至导致朝代的盛衰。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表现层面或一些人所共知的“公众表演”，而忽视对其思想观念、生活细节的考察，恐怕这样的研究未必能读懂历史人物本身，更谈不上真正的“知人论世”。
对慈禧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就充分暴露了这一不足。对慈禧个人生活等了解的粗疏，导致有关专家在遭遇《太后与我》这样的问题时，只能基于一般常识进行推论来否定该书的“史料价值”，很难从过硬的历史细节方面拿出更有力的证据，给出更加深入细致、有说服力的回答，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期望。对像慈禧这样“地位尊崇”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至于对普通人物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喜怒哀乐，我们的历史学家到底真正知道多少呢?千百年来，又有多少历史真相沉沦埋没，及于今近乎澌灭无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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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与我》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1944年辞世之前写的一部回忆录，内有巴恪思与时年63岁的慈禧太后的情史，秽乱宫廷的男子同恋之风，光绪帝、慈禧太后均系被谋杀等大胆情节。巴恪思去世后，手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直到2011年才得以出版，并在全球引起轰动和争议，被称为“百年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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