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哪个才是夏朝首都?
时间：2019-09-17 18:07:25 阅读：(49)
夏朝一直都是人们很关心的一个朝代，如果能够探明这个朝代的一些详细信息，将会对人们研究古代历史，又多一些资料。尽管人们常说夏商周，但是对于夏朝的了解却始终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实并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还有其他文字，但是现如今却解读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对于夏朝的了解，就更少了。而现在有两个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争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夏都?
《国语·周语下》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书纪年》说，后桀伐岷山得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这两条材料都明确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间。准此，则目前最有可能被确定为夏都的地方当有两个：一是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洛阳，二是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显然，把夏都确定在洛阳或者广汉，形成的夏史体系会完全不同。确定在洛阳，符合大部分人的传统认知;确定在广汉，则将颠覆大部分人的传统认知。那么，洛阳和广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头文化与寻找夏朝无关!打破〈史记〉的历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了二里头遗址不会是夏都的三条依据：第一，二里头遗址所在地伊洛地区是文献中的斟寻，斟寻为夏人氏族名称，其居地并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确定斟寻为王都，则《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一句无法在二里头遗址落实。第三，如果确定二里头为王都，则在学术界主流意见把偃师商城视为汤都的情况下，无法形成自洽的逻辑。
既然二里头不能是夏都，那么，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确定下来呢?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下面，本文就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说的基础上来谈一谈三星堆的夏都名号问题，请各位批评。
一、空桑
根据“夏分三段”的观点，三星堆文化属于虞夏联盟政权的王都，为后羿所灭。《左传》襄公四年，魏庄子谏晋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时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穷石”一名，亦见于《离骚》，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实际上，穷石就是《吕氏春秋》、《归藏》里提到的“空桑”，在《左传》、《帝王世纪》等文献则称“穷桑”，而《华阳国志》则记作”瞿上“，其音可比较今山南藏语的Khyung tshang，意思为神鸟之居。这些内容，笔者在《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中已作论述，可以参阅。
二、雒城
在《从周人白狄论来谈陕北石峁遗址、黄帝文化及其鹰崇拜》这篇文章中，笔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对三星堆大城的称呼，而与翟人有渊源的今彝语支族群则称此神鸟之城为lo33 zi21，汉语直译即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遗址所在广汉久有“雒城”之名，其缘故必当在此。从民族语言来看，“雒城”一词是汉语和古代彝语的混合词，其义为”城市“。如果考虑到彝族复杂的形成过程(另文说)，实际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层的百濮语言来读，其义仍然为神鸟之居。换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词虽语源不同，但语义相同。
从考古材料来看，汉语的“雒城”一名在西汉时期即已存在。1997年，广汉市小汉镇村民唐兴凤在石亭江河滩发现一件铁质桥墩，上铸铭文十六字：“广汉郡雒江桥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广汉县南门外导航站在修建围墙时发现一批汉砖，砖上也铸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
从文献资料来看，三星堆地区的“洛”字在《山海经》中就已经有了记录。如《中次九经》说：岷江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
洛水，亦作雒水。《汉书·地理志上》广汉郡雒县下条说：“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与湔水、绵水同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经三星堆遗址旁的鸭子河，古称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为邻纽旁对转，音本相近。因此，《国语》里的伊水完全可视为今三星堆遗址旁鸭子河的古称。
三、阳城
《竹书纪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阳城”之说，说者多有据告成镇出土的属于战国时代的“阳城仓器”陶器而定大禹时期的阳城为王城岗遗址。王城岗遗址为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记》体系理解，从龙山文化晚期到战国时期跨越了1500年，这相当于说一个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要靠一个当今21世纪的器物来验明正身，显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文章中，笔者曾说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太阳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称为“太阳家族”，并说明了夏人王族自称在其延续文化中留下的历史痕迹。据此可以推断，阳城之名必当为“太阳之城”的简称，其名称由来当与“太阳家族”有关。
四、历史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视野中的夏都辅证材料
三星堆遗址之为夏都，这还可以从多个角度的资料来进行辅助说明。
(一)从地理空间角度看
笔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一文中已经指出，所谓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断水流所致。及堰塞崩决而后，洪水出现，于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从地理空间来看，三星堆地区发生这类自然灾害事件的可能要比二里头一带要大得多。并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来进行解释，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从历史地理角度看
历史事件的展开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但古代族群常存在迁移的情况，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历史、语言、地理信息，即能为研究结论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们就此略作阐述。
1、帝杼迁老丘：“成都”名称之由来
三星堆文明毁灭后，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兴起。金沙文化具有鲜明的继承三星堆的特征，这一点为从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笔者在《金沙文明解码》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这一历史事件，在《竹书纪年》中被称为“夏启杀益”，在《左传》中被称为“后杼复国”。
《竹书纪年》记载，帝杼曾以老丘为都。准此，则老丘必当指古代成都。那么，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称会有关系吗?
从考古材料来看，汉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而其更早的名称则为单称“成”。1985年，沈仲常与黄家祥二位学者联名在《四川文物》发表《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从先秦时期漆器铭文的演变顺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对此进行了说明。
如上所说，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语支语言来读即lo33 zi21，意为“城市”。在古代汉语文献中，“成”与“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传》文公十一年“齐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吕氏春秋·勿躬》、《鲁世家》等并作“城父”。又比如《论语·颜渊》中的“棘子成曰”，刘宝楠正义：“皇本‘成’作‘城’。”因此，考虑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我们有理由推断，古蜀人用汉语里表示城市义的”成“字来记录自己的居地，其实对应的就是“lo33 zi21”这个词。
2、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谜
彝族典籍《洪水泛滥》、《洪水与笃米》、《西南彝志》等记载，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笃慕在洪水时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认为就在今云南东北的昭通境内。《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曰“罗邑”;又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这里的朱明，即笃慕，意为君长。“罗邑”一词，有的学者也译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语即lo33 zi21。在《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下一)》中，我们已经指出，形成当今彝族的重要源头——昆明人与三星堆古族有密切关系，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为祖源地，这就说明《大定府志》的“罗邑”一词与广汉古称“雒城”和成都古称“成”是一脉相承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昭通地区古称“朱提”，这与《华阳国志》记载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记载暗合。此外，昭通地区及其周边还出产一种含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铜矿。据金正耀教授研究，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汉中成洋地区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铜器都有大量使用这种特殊矿。这些材料无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视的。
3、蜀王南迁与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灭蜀后，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历史上的蜀朝，文献称其王为安阳王蜀泮。《水经注》卷37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又越南历史学家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云：安阳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初，王屡兴兵攻雄王。雄王兵强将勇，王屡败。雄王谓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废武备而不修，需酒食以为乐。蜀军逼近，犹沉醉未醒，乃吐血堕井薨，其众倒戈降蜀。王于是筑城于越裳，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号螺城。又名思龙城，唐人呼曰昆仑城，谓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称其都邑为”螺城“，螺字古音与”雒“亦颇相近。另从考古文化来看，越南地区也曾出土与三星堆文化类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关于古代蜀地文化与越南文化之间的关流关系，张弘、彭长林、雷雨等学者均有涉及，可以参阅。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还曾发现金印一方，印铭为“晋归义叟王”，这些材料都无疑证明蜀王南迁为可信的事实，并进一步证明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的“雒城”一名来源非常古老。
五、总结
综上所述，由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的古称“雒城“到成都的古称“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诸名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三星堆遗址是我们真正要寻找的夏都。
